建立第三梯隊的始末

徐友漁

李銳

為黨的永續服務

閻淮的書,楊繼繩寫了序,他對中國組織部門的工作方式和指導思想提出了批評。他的批評非常尖銳和深刻,我對他的意見完全同意,不過我想強調是另外一個方面,如果我們的標準是幹正經事——建設現代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促進政治文明,這個組織路線是不行的,所以楊繼繩批評那些溜鬚拍馬,搞裙帶關係,開後門提拔等現象,這條組織路線,並不是像所吹噓的那樣,是伯樂在尋找千里馬,對楊繼繩的看法,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如果我們不是把中國共產黨的目的理解為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和盡心盡意地搞現代化,如果我們把它的目標如實地看成是維護它的一黨專政,那麼可以看到,它的組織部門的路線,工作方法和流程,還是比較好地為它的這個目的服務的。所以回到了黎安友和我思考過的那個問題:中國共產黨遇到那麼大的危機、問題、挑戰,它為什麼還維持到現在還維持得下去?黎安友提出這個問題,大家都想不通,但瞭解了情況之後可以知道,它的組織路線,組織部門的工作,對於維護它的統治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我們可以看到,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下了很大的決心,花了很大的力氣,給組織部門壓了很重的擔子,把功夫花在幹部的選拔、培養和任命上面,知道這點,我們才知道中國共產黨之所以維繫到現在,它的力量之所在,道理之所在。

閻淮不只是在書中舉了這個例子,他說得更深入、全面。書中說,在1981年,陳雲就提出,培養青年幹部是當務之急,要重視這個問題,要在中組部內設立青年幹部局來專門管這件事。他非常重視這件事,以至於說,青年幹部局是太廟,各個菩薩都是要好的。他的意思是,要把黨的精兵強將調到組織部門去工作,讓組織路線為黨的政治路線,為維護政權服務。

1983年,還採取了另外一項強有力的措施,在中國的大學裡挑選優秀的應屆畢業生,給他們機會到基層單位去培養鍛煉,在這個過程中考察和選拔他們,從中挑選出接班人。進行這項工作遇到一些挫折和波折,但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中共在組織方面下的功夫。

楊繼繩

建立第三梯隊

1983年還有一件事,胡耀邦提出要選拔建立第三梯隊。我們可以看到,在短短幾年內,中共密鑼緊鼓地,一波接一波地,大張旗鼓地大抓幹部隊伍的培養配備,本來,幹部主管部門是靜悄悄地,不事聲張地,隱蔽地工作,而現在是運動式的,花這麼大的力氣,實際上是收到了成效的。在中央一級選拔的第三梯隊接班人,精中選精、花中選花,選了1000多人;我們從閻淮的書中可以看出他們是如何工作的,如何認真、細緻地考察和選拔的。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做工作還是禪精竭慮、非常到家的。地、廳一級的第三梯隊接班人,一共物色了1萬8千人,縣、處一級的第三梯隊接班人,共選拔了9萬6千人。

閻淮在這本書中還講了許多其他工作,比如到東北區考察,到山西去調整領導班子,考察北京市的領導班子。我們知道,吳儀是他考察的,他還考察過習近平。還有其他一些人,後來成為所謂國家領導人的,比如吳邦國、李長春、李鐵映等等,都是經過他的手考察的。

最後,我還要再說一遍,我同意楊繼繩的觀點。當我用正面的語言來形容中共組織部門的工作,說他們的工作是認真、細緻的,是成熟的,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幹得很有效率,我指的是這套東西能很好地為他們的政治路線服務,維護了他們的一黨專政。但所有這一切並不能掩蓋楊繼繩提到的任人唯親、裙帶關係、派系等等。我再舉一個例子,閻淮在書中寫到,他們去瞭解、考察一個省一級的幹部時,在中央組織部的工作中還有一種潛規則,這就是,對於省一級的一把手,就是省委書記、省長,他們的任免必須得到某些黨內重量級人物、黨內大佬的點頭。比如,要考察或調配北京市的幹部,必須問彭真或者萬里,他們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北京市的負責人;閻淮說,這兩個人意見往往不一樣,他遇到北京市的幹部問題就儘量想辦法躲開,他說,我和他們兩人的兒子都是老同學和好朋友,他們兩人的看法經常對立,弄得我很不好辦。廣東的勢力範圍屬於葉劍英,涉及到廣東的幹部,必須事先到葉劍英家裡去和他商量,聽他的意見;山西的勢力範圍是薄一波,本來還有彭真,彭是山西人,後來在上世紀80年代薄一波的勢力越來越大,他們兩人的意見越來越不一致,所以,山西幹部問題,往往就問薄一波;上海的幹部問陳雲,湖北問李先念。這跟閻淮在書中敘述的檯面上的正式規則不是一回事,而且我認為,這種私下的潛規則比正式的規章條例更起作用。

閻淮講的另外一個例子也很有趣。當他們考察配備北京市的司局級幹部時,遇到一個問題,薄一波的另一個兒子,即薄熙來的弟弟薄熙成,當時是北京工藝品美術公司經理,他們考察後認為這個人很能幹,有改革意識,準備把他提拔到北京市旅遊局去當領導,閻淮向北京市的領導商量、彙報時提了一個意見,說薄熙成是我的好朋友,我們考察他,覺得他挺夠格的,準備提拔他到北京市旅遊局去當領導,他現在才30歲出頭,我們準備先讓他當副局長,過幾年再當局長,這樣做有好處。閻淮沒有明說,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我們可以先假裝讓他在副職上鍛煉一下,反正過幾年局長是他的,我們已經內定了局長是他,在副職上過渡幾年有什麼關係?免得別人說高幹子弟提升太快,像坐火箭一樣上升。閻淮說得很實際:這樣做對他本人有好處,對薄一波同志也有好處。他說這話是出於對共產黨的名聲考慮,對共產黨的根本和長遠利益考慮,為共產黨的形象考慮。對此,北京市的第一書記段君毅沒有說什麼(我要在此補充,北京市委書記段君毅是最喜歡提拔紅二代的人,他提拔了陳雲的兒子陳元,陳毅的兒子陳昊蘇,還有劉延東,他提拔紅二代特別熱心,特別迅速)。下一次段君毅見到閻淮,對他說:“我與一波同志通了話,一波同志說,讓熙成當正局長也挺好的!”閻淮說,聽了之後我一點辦法都沒有,我本來是一片好心,還顧及他們的名聲,想做一點假面子。結果別人不領情,薄一波自己表態:自己的兒子還是當正職為好。總之,我與楊繼繩的說法是互相補充,是一致的。

胡耀邦

統治階級意識

閻淮先生把中共最神秘、最核心的機關的面紗揭開了,提供了那裡工作、運轉的一幅全面的畫面。當我說中組部的工作是成熟、周密的,有效率的,我用了一系列具有正面含義的語詞來形容那裡的工作,其實我並不是想讚揚它,我是想說,中組部的一切工作、一切方法,都是很好地為中共確立的政治目標服務的。這個目的並不是為了中國人民的幸福,符合人類文明的理想,而是為了一個特定目的,即維護它的一黨專政,整個中組部的工作,都是維護以血統為基礎,以權力的家族傳承為手段的統治。在這方面,閻淮先生還有很多非常精彩、生動、深入的敘述。

我們現在從中組部如何處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來看看他們的態度和政策,從他們怎麼對待紅二代,來說明他們的方針和政策是什麼,說明他們的政策基礎是權力的家族傳承和血統論。

我首先解釋一下今天講到的文革中的造反派和後來的所謂“三種人”是怎麼回事。

事情是這樣的,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的時候,學校中的學生,以及社會上各種職業的青年,他們都回應毛澤東的號召,起來造反,起來幹革命。他們所謂造反和幹革命就是批判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毛澤東號召,中央文革小組煽動的。後來文革失敗,中共的元老發動了一場宮廷政變,文革結束。那些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所謂走資派,他們不敢對毛澤東的錯誤和罪行進行大膽的、認真的批判和揭露,把怨氣一股腦發洩到文革運動中整他們的造反派身上。為了整這些人,給他們加了一個罪名,把他們稱為“三種人”。

所謂“三種人”是哪三種人呢?第一種是“靠造反起家的人”,這顯然是指造反派群眾組織的頭頭;第二種是所謂“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文革中幾乎所有的人不是參加這一派就是參加那一派,不是參加造反派就是參加保守派,而且各派之間的對立和鬥爭是很劇烈的,人們有派性是一個不用說的事情;第三種人是所謂“打砸搶分子”,文革中武鬥不斷,而且非常厲害,除了冷兵器,熱兵器也用上了,所以打砸搶現象很嚴重,但文革中的這種武鬥和乘文革之機進行刑事犯罪是有區別的,這裡說的不只是刑事犯罪分子,處理打擊刑事犯罪分子是應該和可以理解的。文革結束之後,那些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家”,即在文革中受到批判衝擊的老革命要對造反派進行報復,就是以“清理三種人”的名義來打擊造反派。

從這裡開始,就衍生出中組部的故事。在1983年4月,中組部下發了一個文件,叫做“關於文化大革命期間高等院校學生造反派組織重要頭頭記錄在案的工作意見”,閻淮先生當時是中組部青幹局的幹部,他牽頭來執行這個文件。這個文件是什麼意思呢?它的意思是,文革結束以後大家都在集中精力搞四個現代化,搞經濟建設,那些曾經參加過造反派的人或者造反派的頭頭,本來就是工作中很優秀、積極的人,他們有了發揮自己積極性的機會,這時黨的元老們就不幹了,他們說,你們現在還想出頭,還想往上升,那是不行的。所以中組部就出臺了一個文件,專門來清理他們。這個文件說說,以後組織上考察人,選拔幹部或出國人員,對高等院校原來的造反派頭頭要進行登記在案的工作,因為在大學和科研機構,不少原來的造反派在工作和科研中表現得非常優秀。文件規定,在大學、科研機構選拔人員出國留學或作為領導幹部的後備力量,要對本地區、本單位文革中畢業的大學生審查,與他們原來的大學聯繫,由原大學提供他們在文革中的表現材料。要把他們的材料送到他們現在所在的單位,以及所在省份的省委組織部。如果他們曾經是造反派,就要把他們看起來,動彈不得,要提升、要出國也沒有機會。(《一位中組部官員的自白》連載2,未完待續,《明鏡月刊第98期》)

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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