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文革中不少性暴力是和模仿土改息息相關的

 

宋永毅
 
施害者們還是人嗎?
 
閱讀這些獸性畢露,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例時,恐怕讀者會問:施害者們還是人嗎?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回答這些和戰爭和大屠殺有關的性暴力問題,西方學者有過一些有益的分析。比如:美國著名女學者Susan Brownmiller認為:“戰爭中的強姦既是侵占女人的身體,又是對她的丈夫或父親的一種戰爭。”女性的子宮成了戰場,女性是一種戰利品,而施害者主要是想通過性暴力表達對方的一種恐嚇和羞辱,進而打擊對方,消解他們的抵抗意識。用這一理論來分析廣西 “聯指”和“四二二”兩大派的武鬥可能還有一點道理,但對於分析絕大多數的女性受害者和他們的丈夫、父親並不適用。因為他們並不是交戰的一方,而是“四類分子”——從沒有參加、也不允許參加派性爭鬥的政治賤民群體。經過中共建國以來17年的政治運動。他們早已經大都是馴順待宰的羔羊。既然已經沒有了起碼的“抵抗意識”,用強姦和占有他們的妻女的方式就完全是多此一舉了。
 
在這裡,另外一些西方學者分析性暴力的“譜系說”可能更有啟迪。這一學說認為:性暴力其實是和平和戰爭時期的一個普遍的暴力譜系或一個特別的性暴力譜系的一部分,或者一種更擴大的延續。這一理論還認為:如果這些性暴力在某些國家裡重複發生,那麼常常愈演愈烈。
 
按照這一觀點,我們便不難理解在中共建國以來(包括建國前在所謂的“解放區”內),中國農村大規模地對“四類分子”及其家庭施暴,尤其是大規模地性占有和性侵犯他們的妻女的“普遍的暴力譜系”。廣西文革大屠殺中的性暴力並不是第一次,最早的“特別的性暴力譜系”原型可以追溯到所謂的暴力土改中。晚近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智效民研究中共早期晉綏土改的著作,就揭露了中共早期土改中“分房、分地、分老婆”的固有模式:“不僅地富和鬥爭對像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農也不例外。富裕中農馮萬里的閨女就分給了貧僱農。……土改時,任有蓮和母親被關押起來,要硬性分配給貧僱農。母女倆堅決不從,便遭受繩子抽、棒子打、烙鐵燙等酷刑。”重慶獨立學者譚松在他對四川東部暴力土改的調查中,更向我們描述了廣西文革中似曾相識的性暴力的場面:
 
【土改積極分子民兵多是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使他們得以公開對地主女子施行殘忍的性虐待。他們強迫未婚女子脫褲分開兩腿被人摸下身,將木塊、鐵條和脫粒後的玉米棒插進女人下體反覆朝裡捅。一位叫黎明書的男子回憶說,他的姐姐黎瓊瑤當年20出頭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錢,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後被扒光衣服用豬鬃毛紮乳頭,無法忍受當天跳堰塘自殺。一位土改民兵連長李朝庚接受譚松採訪說,土改時忠縣有個未婚女子梁文華還未結婚,本身不是地主,因為是全縣著名美女,就被十多個土改民兵抓去輪姦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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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名女學者Susan Brownmiller。
 
由此可見,從土改開始,四類分子的妻女便和他們的土地一起,作為一種被合法剝奪的“財產”分配給所謂的農村革命階級——“貧下中農”。從土改到文革的十多年裡,地富及“四類分子”早已淪為政治賤民。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貧下中農們”和他們一起在所謂的合作化運動裡被中共剝奪了土地,斷絕了在這方面的分配慾望。但是,四類分子們辛勤勞動,還是有一些可憐的雞鴨餘糧德積蓄的。尤其是他們的兒子或娶上了漂亮的媳婦,他們的女兒或出落成豆蔻年華的少女,這便激發了那些“土改積極分子民兵”壓抑在心底的最齷齪的性慾望:既然第一次暴力——土改時分配地富的妻女是合法的,為什麼文革中不來第二次再分配呢?事實上,廣西文革中不少性暴力的發生,是和模仿土改息息相關的。如上面列舉的金秀縣金秀區長二公社黨支書、“文革”主任莫志光,為了達到姦淫和霸占青年婦女莫秀雲的目的,逼死了莫的父親,還活埋了莫的母親莫女嬌的惡性事件,就是在搜查土改時沒有能發現的“銀元”的藉口下發生的。如同這一理論所預測的,惡性的暴力從土改到文革大屠殺的重複發生,性暴力和性殘虐只會愈演愈烈。在土改時還留下一條性命的地主莫女嬌夫婦,竟因為有了一個長的不錯的女兒莫秀雲,被色狼莫志光看上,文革中反而被活埋了。
 
在回答“他們還是人嗎?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時,這一“性暴力譜系”理論著重考察了和平和衝突時期的關聯。它指出:施害者之所以能在大屠殺中犯下這些常人難以理解的獸行,還和和平時期被害者被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長期非人化有關。當敵人被描繪成“罪有應得”時,暴力的責任就“被轉移給了敵人”。而對他們的任何暴力都在道德上被合法化了。這種“責任的轉移”所產生的強大的“道德疏離”,會使暴力行使方式增多,暴力的目標拓寬,性暴力常常應運而生。對中國大陸數千萬四類分子來說,文革前的17年他們被非人化、公開被稱為是“應當消滅的階級”的宣傳和政策難道還不多、不夠嗎?因而文革中出現如此規模的大屠殺和性暴力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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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土改開始,四類分子的妻女便和他們的土地一起,作為一種被合法剝奪的“財產”分配給所謂的農村革命階級。
 
幾點簡單的結論
 
從剛剛問世的36卷、700萬字的《廣西文革機密資料》裡,讀者可以看到:在一個沒有任何戰亂外患的和平時期,中國的一個省竟有8.97萬到15萬的人在一場政治運動中死於非命。根據官方的調查的結論:這些人中僅有3000多人是死於兩派自願參加的武鬥,而其他的8.94~15萬的受害者則是“在領導有計劃地進行的”屠殺中,即“多是在非武鬥情況下,被個別或集體加以殺害的”。僅此,我們就已經不難看到一個血雨腥風的廣西文革,看到一場反人類、反人道的大災難了。   
 
如果我們更近一步追溯一下那些在“非武鬥的情況下”、被“有計劃地”“個別或集體加以殺害的”受害者的社會-階級成分的構成,還會發現:在這一居全國之冠的所謂的“非正常死亡”的數字後面,是一場由廣西最高領導授意的、由各級政權組織的、由軍人、武裝民兵和眾多的黨團積極分子執行的對所謂的“階級敵人”的血腥大屠殺。中共的國家機器在這一屠殺的過程中,採用傳播種種受害者要暗殺、要叛亂的謠言,組織“貧下中農最高法庭”等法外的行兇機構,並在蓄意製造的“無政府”狀態中進行的。高達5~8萬名“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是被害者群體的主要人口構成,約占所有“非正常死亡”總數的56%。他們或在數百種的酷刑中滿足了施害者的獸性的快感後被折磨而死,或直接被滅門絕戶、人財雙亡。由此,我們不難得出這是一種有計劃的“階級滅絕”的大屠殺的結論。
 
在廣西高度組織化的大屠殺裡,還有一些非組織化的極度惡的衍生物。一是竟然出現了人吃人的風潮。據這份機密檔案記載,至少有302人,被國家機器的代表,即軍人、武裝民兵和眾多的黨團積極份子破腹取肝,剜心割肉。兇手的真實動機絕非是對階級敵人的仇恨,而是為了延年益壽、滋補養生。二是迸發了大量的強姦、輪姦、性傷殘和性虐殺的案件。僅這份檔案記載的就有225個惡性案例,估計女性受害者達千人以上。在1967年底到1968年秋的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殺人奪妻、殺人霸女、劫色-劫財-害命竟成為遍布廣西鄉村的一種社會常態。這些不齒於人類的獸行決不能用對階級敵人的仇恨來解釋;施害者的動機也根本不是為了什麼美好的“革命”理想,相反是出於赤裸裸的姦淫擄掠的惡欲。
 
在探索這些人性極度扭曲,乃至獸化的過程中,我們還會驚人地發見這些做惡的方式都不是文革的首創。相反,其原型可以追溯到中共建國最早的政治運動:暴力土改和血腥鎮反。對地富和其他四類分子的單方面劫財、殘殺、對他們妻女的強姦、輪姦和霸占,那時都在相當程度上在全國範圍內發生過,並被普遍地認為是完全合法的。而文革只不過是給了那些軍人、武裝民兵和眾多的黨團積極分子又一次財產-女人再分配的機會。換句話說:這些極度惡的衍生物,不過是中共文革前17 年的政策和實踐某種結果和延申而已,是“中國特色”的惡之華的結晶。按以往政治運動的慣例,它不僅是合法的,還是合理的。只不過它的表現形式稍稍集中和誇張了而已。而在文革中始終屹立不倒的韋國清,和支持了他的整個廣西的國家機器,正是文革前17年和文革中的十年裡對平民迫害和殺戮的象徵。如果我們能從廣西一個省的文革的個例來看、來回答“什麼是文革”這樣一個普遍性的問題,我想:看看上面這些醜惡的“中國特色”便不難心有靈犀一點通了。
 
(《廣西文革絕密檔案中的大屠殺和性暴力》連載完,《內幕》第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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