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農村大屠殺後,“階級敵人”妻女常被分配給兇手為妻

 

宋永毅
 
被逼嫁給仇人
 
一般說來,在農村的大屠殺結束後,四類分子或“階級敵人”的妻女常常被強行分配給兇手們為妻。這更給受害的女性帶來了長期的精神創傷和無窮盡的靈魂折磨。她們常常輕則外逃重新嫁人,重則精神失常或自殺身亡。如1968年6月24日,金秀縣金秀區長二公社由黨支書、“文革”主任莫志光,為了達到姦淫和霸占青年婦女莫秀雲的目的,召開群眾對敵鬥爭大會,當場打死陶明榮(莫秀雲丈夫),又逼死了莫的父親,還活埋了莫的母親莫女嬌。然後,莫志光又以莫秀雲的孩子為威脅,如願以償地姦汙了莫。最後,莫秀雲為了不甘長期當莫志光的性奴,只好離鄉背井,逃落他鄉。再如,在天等縣1968年3月的“祥元大屠殺”後,殺人兇手黃正建等人對被他們害死的農會沖的女兒先進行輪姦,後強迫她給兇手農朝豐為妻,還將被他們害死了的農良權、農良寧兩人的妻子分別嫁給兇手黃正建、蒙加豐為妻。但不久這些女性無法忍受和殺父殺夫的兇手一起生活而出逃改嫁了。
 
因受辱而自殺的女性也不在少數。如扶綏縣城廂公社在1968年8月初的挖掘所謂的“反共救國團”中,把婦女梁美霞誣為“反團”成員,鬥打她之後又姦汙了她。梁美霞性格剛烈,便於8月20日含恨投河自殺。幾乎是同時,扶綏縣山墟區“革委會”在宣布破獲所謂“反共救國團”時,殺害了被冤枉的鄧太梅和鄧安德,兇手們又“結夥輪姦死者鄧安德之女鄧美蘭(16歲)、鄧太梅的兒媳何連(32歲)以及本村被管制的鄧太良之女鄧娥嫦(17歲)等三人,少女鄧美蘭不堪羞辱欲上吊自盡幸虧繩索拉斷而不死。”
 
時光的流逝並沒有沖淡這些精神上的創傷,以致在文革結束後還造成了作孽深重的多重悲劇。如上思縣思陽公社一個婦女,丈夫被殺後,她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兇手占有為妻,還共同生下兩個孩子。至1983年全面處理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時,她終於得知現夫是殺害前夫的兇手,悔恨交加,想到不能為仇人留下後代而將兩個孩子砍死,自己也瘋了。
 
一般說來,在農村的大屠殺結束後,四類分子或“階級敵人”的妻女常常被強行分配給兇手們為妻。
 
對於不願意嫁給兇手的女性,施害者一方面逼迫她們改嫁出門,以便沒收她們家的全部財產;另一方面,還向她們徵收匪夷所思的“改嫁費”,以榨取最後的“剩餘價值”。1968年5-6月,浦北縣北通公社旱田大隊的大隊文革主任黎亦堂在指揮民兵在殺光了當地的地富分子以後,便規定凡被殺害了的地富分子的老婆要改嫁、女兒要結婚的,必須經過他批准,並到大隊民兵隊交所謂“證明”款後,才辦理結婚手續。據有帳可查,該大隊有六名婦女出嫁,被大隊民兵隊、生產隊勒索所謂“證明”費共894元──這在當時的中國農村是相當的一筆巨款!但這還遠不是全部,檔案記載:“除此之外,該大隊民兵隊還抄沒地富家庭的現省1358.40元,沒收地富物資折款165.60元,沒收外地在該大隊搞副業人員的物資折款853.30元。據統計,黎亦堂等在殺人前後,指揮民兵抄沒、勒索地富物資折款和現金共3271.30元,這大批錢物均被這夥殺人兇手分贓吃光。”
 
如果我們對那些案例稍作挖掘,便不難發現它們常常帶有一定的前設性和預謀性。施害者或在大屠殺發生以前就對被害的性對像有著非常強烈的性幻想或占有欲,或因性關係和被害者及其家人有過嫌隙和衝突。而大屠殺則給了他們不可多得的宣泄和報復的機會。例如,合浦縣白沙公社發生殘忍的殺人事件。指揮殺人者之一的宏德大隊治保主任沈春先一直對地主朱有蓮的漂亮的大媳婦垂涎欲滴,揚言:“我們貧下中農老婆都沒有一個,地主仔竟娶到這麼靚的老婆。”於是他在大屠殺中指派民兵把朱有蓮的大兒子抓去大隊部後院,以其“調皮搗蛋”為罪名,用木棍把他活活打死。爾後又傳其媳婦到大隊進行調戲騷擾,要她嫁給他。因朱有蓮的媳婦不答應,他又連續殺了她丈夫的四個兄弟,滅了他們家的門。為此,朱有蓮的媳婦趕緊逃回她馬山縣的原籍。沈還不放過,跨縣去威脅朱的媳婦。為了擺脫色狼的糾纏,朱的媳婦只得遠嫁草江大隊和一位看水磨的老人。儘管命運如此多蹇,朱的媳婦還算是幸運的,有的婦女則因此而被滅口殘殺。例如,天等縣都康區多信鄉民兵黃全瑤曾於1962年向黃全秀求婚被拒絕,1968年3月,黃又竄入黃全秀臥房實施強姦,被黃全秀反抗未遂。此後,黃全瑤存心報復,於1968年4月2日與民兵營長黃全通通謀將已懷孕8個多月的黃全秀推下事先已挖好的土坑裡去活埋,“使黃全秀在坑下掙扎慘叫一個多鐘頭才死去。”
 
在1967至1968年的大屠殺中,性暴力是一種遍及廣西全省的現象。
 
(《廣西文革絕密檔案中的大屠殺和性暴力》連載7,《內幕》第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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