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文革暴力中施害者大都為農“農民”或痞子

 

宋永毅
 
中國特色:斬草除根
 
第四,屠殺還常常是“斬草除根”、滅門絕戶式的,而蘊藏在這一殘忍背後的常常是骯髒卑下的謀財害命的動因。
 
在廣西階級滅絕式的大屠殺中,不少地方還提出“殺哥必殺弟,殺父必殺子”等“斬草除根”式的做法。在1967年9月這股殺人風剛剛興起時,全州縣有一個臭名昭著的“東山黃瓜沖坑殺慘案”。由民兵營長黃天輝等策劃殺害了地富分子及無辜群眾、小孩76人。其中1950年以後出生的少年兒童和女孩31人。在坑殺到大宅村地主唐老金時,唐抱著一個3歲的孫子和一個1歲的孫女向施害者哀求:“你留下我這個孫仔給我的媳婦(媳婦系貧農出身),他沒犯法。”黃天輝等兇手堅決不同意,逼著唐抱著孫仔和孫女一起跳下無底的岩洞。在這一血案裡,有七戶共29人被全部殺絕。再如,在“七三布告”後,賓陽縣曾大開殺戒,“蘆墟區南山公社六炭村吳日生一戶五人,當吳日生被拉去臨打死前,其已懷孕七個多月的妻子帶著三個小孩到現場哀求,不要打死她的丈夫,結果連她和兩個孩子也被打死,只剩下一個四歲的女孩被打致傷倖存。”
 
屠殺對被害者來說,無疑是最大的悲劇。但對施害者來說,卻是一個令他們手舞足蹈的大喜劇的開始。這些檔案記載了這樣一個循環不已的模式:在滅門絕戶式的血跡未乾之際,施害者們即刻進入了瓜分被害者財產的高潮,而原被害者家庭所有的雞鴨豬羊和有限的糧食,在大吃大喝的盛筵中被揮霍一空。例如,1968年8月18日,大新縣桃城區松洞公社黨支書趙福和打手趙健強等在殘殺了梁超文、梁超武、梁超廷一家三兄弟和父親梁基安後,糾集多人抄搶梁家的雞六隻、鴨五隻、鵝二隻,當晚會餐。還罰沒梁家的稻穀180斤,人民幣26元,中豬一頭(毛重80斤)布12尺,木板四塊。把梁基安一家弄得人財兩空。再如,在賓陽縣的大屠殺中,武陵區上施公社的兇手殺害了黃澤先全家,“打死人後,已經是次日凌晨4點多鐘了。這幫人回家後接著黃樹松又帶隊抄了黃澤先家,將所抄得的財物搬到本村小學,當晚全部瓜分乾淨。”正因為有這些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廣西各地才爭相把四類分子全家“斬草除根”,以便瓜分他們的財物。1967年11月29日,鍾山縣石龍區松桂小鄉寨義頭生產隊女社員鄒清華與兒子潘惠興因出身家庭所謂不好,親屬中有的去了台灣等,被誣陷為“裡通外國”、參加“暗殺團”等莫須有的罪名,最後慘遭同坑活埋致死。在策劃這一屠殺事件時,貧協主任潘煥益就一再以受害者的財產為誘餌,催促兩撥兇手競爭。以下則是檔案裡對“第二天”發生的事件的描述:
 
【活埋鄒清華母子的第二天,潘連照、潘義信帶民兵潘義洪、潘火興、潘培興、潘聚興等人又到潘惠興家中進行抄家,當場挑走谷子1000多斤,抄走起房用的杉木25根、現金70元、20多隻雞、新蚊帳一床、棉衣一件、新棉被一床,……抄來的東西除雞以外,其他東西馬上折價拍賣,把拍賣東西得來的錢,買來一條大豬殺了,在學校平地大擺酒席十多桌,除全村群眾外,還邀請小鄉幹部潘官榮、潘進興、潘瑞喜和相鄰的羅卜江、大岩口、獅子頭、松桂、老虎尾五個自然村的代表,共110多人會餐,吃所謂的殺人“慶功酒”。】
 
行文至此,“謀財害命”一詞應當會自然而然地浮上讀者的腦際。人們可能還會聯想到50年代初的暴力土改中,死人最多的也是在所謂的向地主“追逼浮財”的運動中。確實,在中國農村的這些暴力中,施害者大都為中國農村的“農民”或痞子,其文化程度往往處於文盲或半文盲狀態。要他們完全理解中共的階級鬥爭的理論是很難的,要他們搞懂毛澤東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更是一種奢想。和納粹大屠殺和斯大林大清洗中種族和階級的理論作為主要動機的情況不同,對這些中國鄉村的痞子來說,意識形態只是一種可以利用的幌子和藉口而已。在振振有詞的革命口號下,掩蓋著非常實際的“謀財害命”或“害命為了謀財”的殺人動機。而滅門絕戶的殺戮方式則給他們提供了最快、最方便的全部占有他人財產的捷徑,他們怎麼會不舉雙手擁護這一革命的盛筵(人肉筵席)呢?
 
真相是令人髮指的,其“中國特色”又是十分鮮明的。
 
Xp06RXJ
文革的土改,參與者皆是施暴者和加害者。
 
(《廣西文革絕密檔案中的大屠殺和性暴力》連載5,《內幕》第68期》
 

 

激賞明鏡
激賞明鏡 2
激賞操作及常見問題排除
推薦電視頻道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