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國清廣西“紅色政權”殺人手法超越起碼倫常底線

 

 宋永毅
 
絕對保衛紅色政權
 
第二、大屠殺中施害者隊伍的高度組織化和受害者群體的“被高度組織化”。而這些“組織”和殺戮的手法,在文革前17年的政治運動中都有跡可循、有法可依。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屠殺發生前夕,體制內的策劃者都非常熱心於在體制外成立了許多施害者的組織,如所謂的“貧下中農最高法庭”、“貧下中農鎮反委員會”、“貧下中農聯合指揮部”、“社隊聯合橫掃牛鬼蛇神指揮部”、“衛革指揮部”、“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等等,來充當直接的兇手角色。在至今為止的中共機密檔案都把它們稱之為“非法組織”。在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和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並沒有這種形式。然而,在中共一貫倡導的“群眾專政”中,這些組織耳熟能詳,在建國以來的政治運動中都是合法組織。在上世紀50年代初的大規模“暴力土改”和“鎮壓反革命運動”裡,中國農村至少有數百萬地主富農或歷史反革命分子被虐殺。而直接充當殺戮者的,也都是這些林林總總的“人民法庭”、“貧下中農委員會”。而施害者所採用的對受害者們先開“殺人現場會”或“宣判大會”鬥爭、再宣判,後用野蠻的私刑處死,也完全是土改殺地主的全套流程。這樣的貌似法制外的組織,在文革前四清運動中還作為一種重要的重新組織階級隊伍的手段寫入“二十三條”、即著名的“貧農、下中農協會”。其實,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又何尚不是一種為體制內的最高領袖直接支持的“體制外”打手組織?今天揭露出來的種種史實表明:這些狂熱的年輕人所做的“抄家”、“驅趕黑五類出北京”等“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行動不過是中共中央最高層的“首都工作組”在文革前夕就擬定好了的目標。而紅衛兵運動只不過是他們審時度勢地利用的打頭陣的法西斯“衝鋒隊”而已。
 
對這些組織是“非法”的錯覺,產生於對中共公開發布的書面的法令和它發動的眾多政治運動中潛規則的混淆。毛和中共從來是依靠暴虐的政治運動而不是文縐縐的書面法令治國的。此外,成立這些法制外的組織還可以給他們帶來不必為自己犯下的任何反人道的罪行負責的好處。一旦這些體制外的殺戮過火,他們又可以以體制內的面目出面來糾正以示公正。可謂收放自如、左右逢源。
紅衛兵運動只不過是中共高層審時度勢地利用的打頭陣的法西斯“衝鋒隊”而已。
 
更值得注意的還有事情的另一方面:成千上萬無辜的四類分子或“四二二”的幹部群眾還被莫名其妙地高度組織化,即被打成種種色色莫須有的反革命組織成員。在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這類組織有100多種,如四類分子對貧下中農的“暗殺團”、“暗殺隊”、“殺貧留中保地富反動組”。還有徧布“四二二”中的“廣西反共救國團”、“反共救國軍”、“農民黨”、“平民黨”、“6955部隊賀龍同盟軍”等。以樂業縣為例,1987年3月的處遺檔案中統計,全縣搞出了19個大型的反革命集團,計有各區報來的所謂板洪“反共聯蘇聯美戰鬥隊”、幼平“反共救國軍一○七一團”、山洲“反共聯蘇聯美”、幼平“國民黨先遣軍”、福樂“反共救國團”、中學“反共救國團67125樂業縱隊”、平茂“反共救國軍”、山洲“九九聯蘇反共戰鬥隊”、幼平“反共救國團飛虎軍暗殺戰鬥隊”、平足“中蘇聯絡站”、雅長“中華民族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樂業縱隊雅長六中隊”、達福“除暴安民”、縣城“中國青年黨”、“青年近衛軍”、“地下運輸隊”、“地下軍”、“山區紅師游擊隊”等。清查這些“反革命組織”致使“300多名幹部群眾……被打、被關、被公判。其中就有12人被鬥打死或開槍打死,有40多人被捕關押,有37人被打致傷殘。”這些所謂的“反革命集團”,在文革後當然全部被作為假案、冤案平了反。由此看來,對大屠殺的發生而言,最重要的並不在於受害者是否真是“黑五類”,而在於他們是否是“紅色政權”的反對派。“階級敵人”是可以根據需要隨意製造的。即便你歷史清白,施害者也可以羅織罪名、把你隨意地“組織”到某個“反革命組織”裡去。之所以要煞費苦心地先把清白的群眾貼上“四類分子”的標籤後再殺,背後是蘊含著這樣一個文革前的政治運動中的簡單的法統邏輯:四類分子是階級敵人,是革命要消滅的對像。既然這些人已經被“組織”入這一行列,殺他們也就合理合法了。因此,文革中的大屠殺不過是文革前17年的政治運動中的殺戮的一種延續而已。按以往政治運動的慣例,它不僅是合法的,還是合理的。只不過它的表現形式稍稍集中和誇張了而已。
 
狂熱的紅衛兵被中共利用完後,下放到農村勞改。
 
變態的感官快感
 
第三,屠殺並不是為了結束生命,而是為了享受殺戮中的感官和心理快感。
 
為突出其非人道非正義性,《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非常詳細地記載了施害者驚心動魄的殘暴。如共有敲死、溺死、槍死、捅死、砍死、拖死、活割、砸死、逼人上吊、圍捕殺害、破腹割肝等數十種之多。政治迫害中的刑訊逼供的手段,還有拔河、假槍斃、假活埋、刲豬、泡水、灌狗屎、脫褲遊街、踩足跟、坐坦克、坐老虎凳、遊鬥、打活靶、罰跪、手銬、腳鐐、木枷鎖腳、跪碎石、罰跑步、化妝遊街等上百種之多。顯然,施害者並不想盡快地結束被害者的生命,而是要充分地享受一種在拷打和處死人中的過程所得到的獸性的快感。要知道這種種刑訊殘忍歹毒到了何種震撼人性的地步,環江縣中學黨支部書記龍孟莊經歷的“慈母飲淚勸子服毒”很能說明問題。1968年3月,龍的母親目睹她兒子遭受的種種非人折磨後,竟借送飯之際,給他帶來毒藥,“聲淚俱下地勸子服毒自盡,以免再受煎熬”……
 
這種施害者感官和心理快感的產生,無疑和長期以來中共官方意識形態中把階級敵人的“非人化”有關,即他們不是人,而是必須予以清除的“臭狗屎”、“臭蟲”,因此,殺掉階級敵人不是殺人而是為人類除害。在這些檔案裡,被殺的四類分子常常被稱為“豬”,而預謀殺戮被稱為“完成生豬上調任務”。尤其在成立省革命委員會前,縣裡都要發出通知要面“殺‘豬’向自治區革委成立獻禮”。這樣,對四類分子妖魔化和非人化符號操作非但能夠起到重要的減輕施虐者心理緊張或心理負擔的作用,還可以給他們虛假的正義感。
 
然而,上述的殺人手法雖然殘酷,還不算是最喪盡天良的。以韋國清為代表的“紅色政權”對黑五類和反對派群眾的迫害和殺戮,還大大超越了每一個人作為人類一員的起碼倫常底線。例如,兇手們強迫兒子當著他們的面親手殺害父親:1968年6月2日,“在亂打、亂殺成風的情況下,永福縣堡裡大隊革委會召開的群眾批鬥大會上,發生鬥打死黃廣榮後,又逼其子黃明新用菜刀將其父的頭割下祭墓,然後又將黃明新打死的慘劇。”再如,施害者常常以“活命”為誘惑,先強迫一部分四類分子充當兇手殺害另一部分同類,然後又立刻食言把這些人也殺死。如橫縣巒城區在1968年9月的所謂的“鬥反共救國團”的會上,施害者們把事先預謀殺害的何正督等七人(包括何的三個兒子)捉到大會進行鬥爭之後,首先打死何正督,令李錫亮(地主)等和被害者的三個兒子(何斌、何武、何威)把死者抬往那督山挖坑埋葬。當何斌、何武把父親放下坑之後,兇手即開槍將兄弟倆殺死於坑內。三子何威(年僅13歲)見此慘景,轉身邊走邊哭,也被槍殺於山腰上。後地主李錫亮本人也不能倖免,又被勒死。類似的情況還有,宜山縣北牙公社的保良大隊農民覃瑞年被槍殺後,頭顱被砍下,施害者還強迫妻子其妻拎著丈夫的頭顱遊街示眾……
在文革中被槍殺的受害者害算是中共仁慈的死法。
 
(《廣西文革絕密檔案中的大屠殺和性暴力》連載4,《內幕》第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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