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暴民政治”是國家機器行為的結果和延伸

 

 宋永毅
 
蓄意製造的無政府狀態
 
第一,這是一種完全由政府所蓄意製造出來的無政府狀態。一般的人很可能認為大屠殺的發生是因為造反運動使政府機構運行癱瘓,使壞人趁機作亂。事實情況完全相反。韋國清在文革中是全國唯一沒有被打倒或調職的省委第一書記和軍區第一政委,堅決保他的“聯指”主要是他代表的國家政權的基本組成部分:軍隊、警察(被軍管)、民兵、基層掌權者、尤其是農村的幹部。而廣西的造反派即便在1966年年底到1967年年初的全盛時期也從來沒有掌過權。而隨著軍隊要“三支兩軍”的最高指示的發布,1967年2月至4月間廣西軍區和各縣武裝部不僅軍管了公檢法,還在省、市、縣三級都成立了以現役軍人為第一把手的“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成為革委會成立以前的實際權力機構。也就是說,廣西在文革中從來就沒有出現過權力真空,也就不存在由此激發無政府的大屠殺的酵因。廣西對四類分子及其他平民的大屠殺主要有三個階段或高潮:1967年秋到1968年春是第一階段;1968年3-7月是第二階段;而第三個高潮則在1968年中共中央頒發的“七三布告”以後的幾個月。而每一個階段我們都可以看到是各級政府蓄意製造了這類紅色恐怖的無政府混亂。 
 
據檔案記載:大屠殺的“第一滴血”灑在桂林地區的全州、灌陽、平樂縣和玉林地區的容縣、平南、博白等縣。因為受湖南道縣等地屠殺四類分子的影響,那裡出現了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庭”和“貧下中農鎮反委員會”等非法組織,亂殺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從9至12月,共殺死地、富及其子女440人。在這一階段,製造血案的還只是大隊的民兵營長、公社和區的武裝部長等基層的政權代表。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各地軍隊、武裝部、軍管會和“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都沒有及時制止,相反加以提倡。如1967年9月,灌陽縣人武部政委原紹文公開支持剛冒頭的所謂的“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庭”,幾天內就殺害了158人。他還給上級寫報告把亂殺人罪行說成是什麼“就地處決、先發制敵革命行動”,“大長了貧下中農志氣,大滅了階級敵人威風,群眾拍手稱快”等等。有的軍管會甚至還落井下石,比如,富川縣公檢法軍管會就還把大屠殺中僥倖逃出,受傷後到那裡尋求保護的13歲地主子弟的唐吉全送回虎口處死。到1968年3-7月,廣西各地縣的革命委員會相繼成立,和以韋國清為首的廣西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建立以後,各地區、縣的武裝部部長、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也紛紛以“保衛紅色政權”的名義,直接策劃參與了屠殺。而受害者的主體構成也擴展到了“四二二”派的幹部群眾頭上。以上思縣為例,文革後的處遺中就“逮捕法辦了縣人武部部長段振邦等48人。其中有公社書記四名,公社人武部長五名,段振邦和王昭騰(思陽公社武裝部部長,組織民兵吃人—作者注)被判死緩,其餘判有期徒刑,一人緩刑。”這就很能說明國家機器的代表者們帶頭殺人吃人的可怕的規模。簡言之,文革中的屠殺和暴力大都是一種國家機器行為,即政權對公民的直接殺戮。所謂的“暴民政治”只不過是國家機器行為的一種結果和延伸,甚至是為國家機器直接利用的形式而已。
 
七三布告。
 
但大屠殺的黑幕絕不僅止於區縣一級的執政者,有絕密文件中確鑿的證據表明:作為廣西第一把手的韋國清直接授意了大屠殺。武鳴縣是韋國清四清蹲點的樣板縣,1968年6月下旬,韋在四清蹲點的梁同大隊支部書記梁家俊、副支書黃錫基(韋國清蹲點住在他家)、前任支書梁其均等三人到南寧找韋國清請示匯報。當晚9時,大隊黨支書梁家俊對韋說:“我們要把那些反對你的,想打倒你的‘四二二’反革命牛鬼蛇神統統都幹掉。”韋國清笑眯眯,不正面回答,卻興高采烈和大隊三個幹部暢談到下半夜1點鐘才走。已經向韋國清摸清了底的三個幹部回去後馬上策劃屠殺,當晚就殺了包括四類分子在內的54人。在武鳴,梁同大隊是最先動手殺人的。接著,全縣推廣了梁同大隊經驗,共殺死、打死、害死2100多人,其中幹部74人,工人11人,貧下中農和學生1278人,四類分子及其子女802人。梁同大隊副支書黃錫基因殺人立功,直升武鳴縣委副書記兼城廂公社書記。
 
為什麼政府要製造本來它的職能應該制止的無政府狀態呢?看了上面韋國清的親信黃錫基因殺人升官的例子會或許使人豁然開朗。施害者在他們一手製造的紅色恐怖中不僅表現出堅定的階級立場,更可以得到種種實際利益。據機密檔案披露:廣西文革中直接動手和參與殺人的主要是共產黨員!據文革後“處遺”核查組統計資料,廣西全省有近五萬共產黨員是殺人兇手,其中“有20872人是入黨後殺人的,有9956人是殺人後被吸收入黨的。與殺人有牽連的黨員達17970人。”在1984年後“處遺”工作中,全省共有25000名黨員被開除黨籍。
 
文革中殺人場景。
 
(《廣西文革絕密檔案中的大屠殺和性暴力》連載3,《內幕》第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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