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中國人在文革中出現大規模暴力行為?

 

喬晞華
 
緝拿兇手
 
1966年12月30日,市政府在民眾的巨大壓力下決定緝拿兇手。參與毆打的“思想兵”共有31人。其中1人是高一的學生,初三的有9人,初二的有13人,初一的有8人,與筆者同班的有4人。他們中年齡最小的是13歲,最大的是18歲,大多是十五六歲的孩子。兇手中有6名女生。2人是工人子弟,4位學生家庭出身不明,其餘的25人都是幹部子弟或軍隊幹部子弟。除了南外的紅衛兵外,還有北京和上海的一些紅衛兵,王金死後這些紅衛兵逃之夭夭,不知去向。
 
市委決定逮捕三個人:第1號、第2號和第3號紅衛兵。第1號紅衛兵的父親是南京軍區後勤部的少將副部長,是位1929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在逮捕兇手的公審會上,第1號紅衛兵的父親公開表態,表示兒子犯了法應該受到懲罰,支持有關部門的決定,決不包庇縱容自己的孩子。他的誠懇態度對平息民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1號紅衛兵的父親在單位口碑相當不錯,是位受人尊敬的將軍和長者。
 
平心而論,第1號和第2號紅衛兵為人挺好,在南外師生中口碑甚佳。尤其是第1號紅衛兵,雖然其父身居高官,從不盛氣凌人,平時尊重老師,與同學相處和睦,學習成績也很好,在同學中頗有威信。第1號紅衛兵被捕後,他的老師不顧自己還在受審查的處境,不止一次地呼籲要求釋放第1號紅衛兵。
 
五個月後,“九二八調查團”完成了對王金之死的調查,向社會公布了調查結果。這是一份詳細的報告,共有50頁,包括王金被打死的經過,王金的個人簡歷,參與打死王金的學生名單,法醫鑑定和刑事攝影,市委書記處會議記錄摘要和省市委主要領導人的報告,玄建聯社三隊造反派的批判文章,南外部分學生的批判文章,南京市委和玄武區委工作人員于順良、張國義、徐俊良和孫勳的揭發批判,國營某廠工人的批判省市委的大字報,南京市委對處理王金事件的檢討,以及王金事件大事記。
 
“九二八調查團”於1967年2月6日在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了“關於王金事件省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揭發批判大會”。省市委負責人(如省委書記彭沖、市委書記王楚濱、市公安局副局長王忠等)被揪鬥。副市長王昭銓代表市委作了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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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五台山體育場召開大回歡送下放人員。
 
王金事件的最終結局
 
第1號、第2號和第3號紅衛兵被拘留了近2年,於1968年10月工宣隊進校後,由工宣隊把他們從監獄裡領回南外。他們三人下了鄉。後來第1號紅衛兵通過父親的關係參了軍,在南京軍區的裝甲兵部隊服役。由於監禁精神遭受打擊,第1號紅衛兵得了憂鬱症,變得沉默寡言、行動遲緩,無法適應部隊的緊張生活。他後來進入大學學醫,畢業後在南京一家醫院檢驗科任技師直至退休。第2號紅衛兵後來去了江蘇的鎮江,退休以後曾在南京開過一家餐館。第3號紅衛兵被釋放後也參了軍,成了一名工兵。他酷愛唱歌,在服役期間參加了當時流行的樣板戲的演出。為了增強舞台效果,他參與了舞台爆炸火藥的製作。不幸的是,火藥發生意外爆炸。他的雙眼被炸瞎,雙手只剩下三根指頭,成了特等殘廢軍人,住進了榮譽軍人院。參與打死王金的其他人多數參了軍,退出現役後均獲得穩定的工作,有不少人仕途發展順利。他們中有的成了大學教授或專業人士,有的成了國家機關、事業或企業單位的幹部,也有的下海經商成為商人。
 
相對於打人兇手,“九二八調查團”的成員遠沒有那麼幸運。最悲慘的是查全華。查曾是南京第24中學的學生,擔任過校學生會主席。1963年初,查全華和同學成立了一個秘密社團,出版了一份地下刊物。查全華報考軍大護士班政審不合格未能遂願後,棄高考報名參軍入伍。新兵集訓結束時,查全華被連隊領導相中,成為連隊文書。但因曾辦過地下刊物,他被提前退伍,淪為內控人員。王金事件發生後,查全華發起成立了“九二八調查團”。他兩次赴南京娃娃橋看守所提審被收押的第1號紅衛兵。後來,查全華因言獲罪,於1969年12月15日被南京市軍管會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與查全華素不相識卻為之鳴不平的下鄉知識青年陳卓然不久也被處決。雖然10多年後兩人最終得到平反,但是人已經被冤殺不能死而復生。
 
“九二八調查團”中玄建聯社的工人成員在後來的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運動中均遭受厄運、倍受迫害。有的人從此心灰意冷再也不介入群眾運動。有的人仍不甘心,在後來的幾次民主運動中有所表現,但是終不能成氣候。由於企業改制,他們的生活受到影響,很多人在貧困中度日。他們的大多數人已經謝世。
 
文革中“九二八調查團”與當局的抗爭是一次不對稱的博弈,是一次先勝後負的博弈。雖然在文革期間發生的成千上千萬死人事件中,王金之死平平無奇,然而使王金事件可圈可點的是王金死後發生的事情。王金之死引發了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導致三名紅衛兵被抓,在全國是絕無僅有的。“九二八調查團”對歷史做出的貢獻不僅僅是弄清楚王金之死的真相,更重要的是對南京市乃至江蘇省的紅衛兵暴力起到了阻遏作用,使許多無故百姓得以逃脫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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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全華
 
暴力的根源
 
王金事件是典型的老紅衛兵打死人事件,與北師大女附中的卞仲耘事件極為相似。本文揭露的真相對於研究其他老紅衛兵暴力事件不無參考價值。個人或組織訴諸暴力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保持權力以便保護自身的利益。文革中老紅衛兵打人、對“黑五類”、“黑七類”政治賤民的暴力、最後發展成為武鬥的造反派之間的派別鬥爭無一不是為了爭奪或保持權力,保護自身的利益。文革暴力可以分為單向施暴和雙向暴力,垂直暴力和平行暴力,非建制性群體暴力和建制性群體暴力。
 
對文革暴力研究較多的是暴力根源。文革暴力有其源遠流長的歷史原因和文化原因。儒家的“天命觀”是原因之一,無論誰奪得皇位都可以獲得儒家“天命觀”的認可。從陳勝、吳廣到孫中山、毛澤東都是使用暴力進行反抗的。部落家族間的械鬥,民族之間的血腥衝突,黨的歷次運動中的殘酷鬥爭(如延安整風,四清)都是文革暴力的前奏。充斥著暴力的中國古典文學(如《西遊記》)對文革也不無影響。
 
仇恨是暴力的重要原因之一。“狼奶”教育使得文革中的紅衛兵在打、殺階級敵人時毫不手軟也沒有罪惡感。文革的暴力還源於人性和母愛的缺失。人性論和人道主義被當成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思想,母愛、溫情、憐憫被視為革命意志的腐蝕劑。人與人之間關係以階級劃線,要麼是同志要麼是敵人。不知妥協的鬥爭哲學更加助長了暴力。文革中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的突出特徵是偏激、好鬥。提倡鬥爭、批判、分裂,反對調和、妥協,說到底是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造反派把權力看成是最終的目的,無休止地追求權力,結果兩敗俱傷而自毀。文革暴力更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的支持、默許、縱容。“紅八月”中老紅衛兵任意對市民進行抄家和殺戮不但沒有被政府阻止,相反還得到了公安局的大力暗助。
 
除了以上宏觀原因以外,微觀層面的個人因素也不可忽略。年青人較之年紀大的人來說更易於介入暴力。以上研究雖然部份地解釋了文革暴力現象,卻仍然無法解釋為什麼中國人在文革中出現的大規模的暴力行為。
 
 
《文革的暴力、真相與和解:南外王金事件個案分析》連載3,《內幕》第6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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