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犯罪學角度解釋文革暴力犯罪問題

 

喬晞華
 
人為什麼會犯罪
 
文革中出現的暴力是犯罪行為。犯罪學研究人為什麼會犯罪,目的是為了防止更多的人犯罪。懲罰犯罪的理由最初是為了報復,該觀念基於把社會看成是一個道德平衡的系統,犯罪破壞了平衡,懲罰可以恢愎道德秩序。中國人叫做“以牙還牙”,西方人叫做“以眼還眼”。
 
18世紀的西方進入啟蒙時期,人類進入了一個理性和崇尚邏輯的時代。哲學上的發展使早期的犯罪學家提出了比較理性的觀念。古典犯罪學理論的核心思想是,罪犯是通過理性的思維選擇犯罪的。貝卡里亞提出罰為防的觀念。懲罰作為一種有效的威懾,為了防止今後的犯罪,不是為了報復,所以懲罰必須迅速、確定和嚴厲並且與所犯的罪行相當。
 
社會學家認為,無論個人的個性、生理或心理有什麼不同,總會有一些外部的原因導致人犯罪。個人的行為方式因人、因時、因地等眾多的原因會有很大的變化,很難事先預測,但是整個社會的行為方式卻是相對穩定的,是可以預測的。以謀殺為例。殺人犯何時、何地、因何原因、殺何人很難預料。一般情況下,殺人犯不太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殺人。很多殺人犯做一次案後就被抓獲,不再有犯罪的機會。但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謀殺率卻是相對穩定的。犯罪問題有一個超越個人因素的原因在起作用。另以南外王金事件為例。南外的31位紅衛兵不可能在1965年以前或1977年以後無故打死王金。而在1966年9月,換上其他31位紅衛兵,王金卻有可能同樣被打死。因此,王金事件和其他“紅八月”死人事件的原因超越了個人,社會環境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社會壓力理論”提出,人都有發財成為富人的夢想,但是社會的資源和機會有限,不可能滿足大家的願望。成功與合法手段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了。該理論擯棄了“邪惡導致邪惡”的模式,認為最成功的企業家與最兇狠的罪犯同出一個來源,都是社會造成的。“社會解組理論”認為社會解組與犯罪有密切的關係。社會解組指的是社會規範與制度對個人的約束力處於瓦解削弱的狀態。這種情況會產生大量的犯罪行為。在工業化和都市化的過程中產生了大量的新社區,傳統的規範和價值觀受到挑戰,混亂的社會導致犯罪率上升。該理論把犯罪的根源歸咎於混亂的社會而不是個人。“差別接觸理論”認為,一個人在某種特定的情況下決定違法犯罪,因為罪犯把特定的情況看作是一個機會,犯罪與其他行為一樣是學來的。“社會控制理論”堅持,人來到世上並不是天生就知道社會的種種規範。如果社會不能及時地進行教育,小孩子長大後會惹事生非。人不犯罪是因為有社會的束縛。當束縛減弱或失效時,人就會犯罪。
 
“標籤理論”與傳統理論反其道而行之,認為世上沒有什麼事情生來是“對的”或“錯的”,犯法和不犯法都是相對的。該理論對社會為什麼制定某些法律提出了質疑。最令人信服的例子是美國的禁酒令。美國國會1920年定了個法,規定私自喝酒是犯罪行為。可是過了10年,國會又定了個法,告訴大家可以喝酒了。“有罪”和“無罪”就像兩張標籤,被美國的國會貼上又揭下沒個譜。與“標籤理論”觀點相似的還有“馬克思主義犯罪理論”、“激進犯罪理論”和“批判犯罪理論”。這些理論探索的問題是,誰有權力來制定和執行法律?這些法律為誰服務?它們的矛頭直指社會的根基,對誰制定了法和為什麼制定這些法更感興趣。文革中“紅八月”的暴力得到了當局的默許,“殺人犯罪”的標籤被當局悄悄地摘下了。紅衛兵無故打死人不受懲罰,助長了暴力的蔓延,使得紅衛兵有恃無恐。
 
犯罪學從社會的角度解釋犯罪問題,為我們研究文革暴力提供了新的思路。
 
美國禁酒令時代。
 
斯坦福監獄實驗
 
與文革暴力研究有關的斯坦福監獄實驗,是一項關於人類對囚禁的反應以及囚禁對監獄中的權威和被監管者行為影響的心理學研究。該實驗顯示惡劣的系統與環境所產生的潛在毒害,能夠讓好人做出有違本性的病態行為。一個平凡、正常且心智健全的人會被誘惑幹出可怕的事情。在同樣的環境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做出不可思議的壞事。善與惡之間的界線原本被認為是牢不可破的,但是斯坦福監獄實驗卻向人們證明,這條界線其實相當脆弱。
 
文革中施暴者的變化的首要原因是外界環境影響。他們的行為是被誘發的,產生作用的是文革施加在他們身上的環境力量。在受到強烈滲透影響之前,每個人都是一張白紙,沒有人一開始就是壞的。正如津巴多所說,人若處在某種強大的社會環境中,本性會出現戲劇性的變化。好人會突然變成斯坦福監獄實驗裡的獄卒般邪惡的加害者,或如囚犯般病態的消極被害者。通過引導、誘使或者傳授的方式可以讓好人為非作歹。當好人沉浸在整體環境時,環境力量會挑戰我們的人格、個性和道德觀,引導人做出非理性的行為。斯坦福監獄實驗向我們顯示了環境的重要性,社會環境在個人和群體的行為和心智上的巨大作用力。這一作用足以使我們做出可怕行為。
 
從表面上看,我們每個人在許多事情上可以自由地做出決定。但是事實上,社會才是真正的主使。我們每一個人都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受到社會的控制。社會對我們行為的影響,就像氣候影響我們穿衣一樣。我們可以選擇穿紅色的內衣或者黑色的外套,但是季節和氣候卻決定著我們是穿夏裝還是冬服。一位美國社會學家說過,在生活遊戲中我們可以決定出什麼牌,可是把牌發到我們手中的卻是社會。牌手的技藝再高,如果手中是一副爛牌,想戰勝對手很難。
 
外界環境與社會制度無關。類似文革暴力的惡行不僅發生在專制國家,也會發生在民主國家。這是因為外界環境是由系統創造的。系統提供制度性的支持、權威和資源,使系統能夠順利運作。那麼誰要為系統負責呢?在斯坦福監獄實驗裡,發生的一切惡行應該由實驗的領導者津巴多教授負責。是他使獄卒擁有無限的權力,可以虐待囚犯。如果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問題可能複雜一些,不是一個人的責任,而是集團的責任。
 
美國軍隊虐俘和警察虐囚事件是最好的例子。2004年4月28日,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揭露駐伊拉克美軍虐待戰俘事件。美軍憲兵勒令伊拉克戰俘站在箱子上,戰俘被蒙上頭,手上連著電線。憲兵威脅說,如果戰俘從箱子上倒下,就會被電死。戰俘還被迫進行人體堆疊,組成金字塔。2015年4月12日,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的黑人青年佛萊迪‧葛瑞在沒有理由的情況下被警察拘捕。在運送過程中,警察沒有給他繫上安全帶,用手銬將他的手和腿鎖在一起,並多次拒絕給他提供醫療護理。葛瑞的脊椎受到嚴重損傷,於一周後死亡。葛瑞的死引發了該市大規模的黑人抗議活動,最後成為大暴亂。
 
虐俘事件暴露後,美國軍方高層立即定調說,超過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海外美軍是模範生,犯下虐俘的敗類不到百分之一。參與虐行的人只不過是少數流氓軍人。巴爾的摩的警察暴力事件被媒體揭露後,六位警察立即受到起訴。事件看起來只是個別人所為,但是津巴多教授提出不同的觀點。他認為,發生虐俘事件倒楣的只是低階的憲兵,而創造出政策的高官們、提供意識型態並批准虐行發生的上層人物卻能全身而退。美國警察的過度暴力臭名昭著。這些都與系統有關,軍隊和警察擁有一般人沒有的權力,濫用權力成為這些系統的傳統。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是整個系統本身出了問題,處於系統內的個人應該負責任嗎?如果在一個歷來沒有人權的文化,在一個充斥著暴力的文化,在一個以向當權階級獻媚為榮的文化中,把暴力的責任歸咎於個人是否合理?在一個是非顛倒的社會裡,年青人是否要對被強行灌輸價值觀所作出的惡行負責?如果群體行為是環境的產物,個人是否要為沒有對抗環境而負責?
 
斯坦福監獄實驗還說明,我們以為人有基本不變的善性,能夠抵抗外在的壓力,並以理性的方式評判和抗拒環境的誘惑。我們以為在善惡之間有一道堅實的圍牆,“我們”是在善的一邊,而“別人”在惡的一邊。我們都會置身事外地想像自己的可能行為,但是如果我們進入社會力量的網絡中,想像的行為表現與實際能做的卻相差十萬八千里!環境能夠影響別人,同樣也會影響我們。上面的結論並非為邪惡開脫,而是讓我們意識到邪惡不是暴君和惡棍的專利,邪惡不僅僅屬於“他們”,而且還屬於“我們”。只有當我們認識到,所有的人都不能免於受到環境的影響,才有可能承認我們在環境力量面前不堪一擊。
 
綜上所述,好人變惡的原因是外界環境的影響和善惡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界線。那麼,“人之初”是“性本善”,還是“性本惡”呢?津巴多提出了第三種觀點。他認為,每個人都有可能為善或為惡、利他或自私、善良或殘酷、支配或服從,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加害者或受害者。是社會環境決定我們哪種心理模式和潛能會得到發展。人的墮落是人類心靈的一種可能,為惡和為善的衝動構成了人性中最根本的二元性。許多研究殘酷暴行的學者認為我們人類身上仍存在著暴力的種子,這是深深紮根於人類本性的傷害別人的傾向。人們做出惡行需要的只是當局的默許。
 
換言之,我們每個人一半是天使,另一半是魔鬼。文革的大環境使中國人的另一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我們全都變成了魔鬼。文革中施害者的表現固然可憎,但是我們不要忘了,無論誰處在他們的位子,表現都不會好到哪兒去。
 
 
史坦福監獄實驗。
 
(《“跨界人才”項俊波這次跨進去了》連載完,《中國密報》第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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