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軍方為工人分裂勢力提供了強有力支持

 

王芳
 
權力的分享
 
從已有史料來看,地方黨政官員及軍隊勢力實際上也對群眾組織的分裂產生了重要作用。
 
(一)地方黨政官員的影響:地方黨政官員在文革進行的最初幾個月裡,滬、漢兩地的省、市級領導層尚握重權,他們幾乎都選擇了這樣一種做法,即部署各級幹部領導文革,並打壓“造反”活動。當“造反”浪潮勢不可擋時,省、市級領導層乃動用已有的各種資源(包括給予財力支持),直接或間接地支持、扶植一個大型的“保守派”工人組織——如上海的“赤衛隊”,武漢的“職工聯合會”及“百萬雄師”。大體上,這是地方黨政幹部在“保”、“革”之爭中所起的作用。
 
地方黨政幹部對造反派內部(組織之間或單個組織內)的矛盾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譬如,在“一月風暴”階段,張體學曾想通過以“工總”為首的五個組織來掌控湖北武漢的奪權運動,並表示省委完全支持和擁護將權交給這些組織。張的表態可能使“鋼派”認為自己才是更加合法的奪權者,從而不利於“鋼”“新”關係。張體學後來被軍方(8201“支左”部隊)指為“幕後指揮搞假奪權”。
 
作為一個浸淫黨內政治鬥爭多年的官員,張體學也很善於在年輕稚嫩的造反派們身上運用政治權術。有資料顯示,他曾在“工總”與“工造總司”之間玩平衡術,暗中為未來的“鋼”“新”矛盾埋下了伏筆。
 
七二零事件後,“鋼”“新”兩派工人組織又因爭奪省市革委會的席位再度發生分裂。在工人造反派們受武漢軍區和“百萬雄師”打壓時,一度支持造反派們的省、市級幹部此時也隨之發生分化。多數幹部站在了“鋼派”這一邊,包括省裡的孟夫唐、張華、劉真和任愛生等人;其他幹部則支持“新派”。這些幹部中的有些人也有意或無意地挑撥、加深了兩派的矛盾。
 
如1967年8、9月間武漢地區“以鋼派為核心”的論點盛行前後,劉真即以“革命幹部”的身份在武鋼的一些會議上作了幾次講話,大力宣揚湖北武漢的省市大聯合過程中,必須以“三鋼”為核心,在青山武鋼必須以“鋼九一三”為核心,並對以“工造總司”為首組織的那個“新武漢”給予了批評。這顯然是不利於“鋼”、“新”兩派的團結的。
 
就上海來看,在“工總司”內部矛盾中,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尚未徹底倒台前,曾利用物質支持等機會有意挑撥過幾個“兵團”(包括二兵團)和“工總司”總部的關係。張春橋為控制上海市的平穩局面,曾玩平衡術,即有意支持二兵團,使之與王洪文派的“工總司”在一段時期內對立嚴重,相互牽制。在大聯合階段,一些工廠的內鬥被認為是受到了廠內一些當權派的挑撥。基本上,這些屬於局部性的影響。
 
全局上,“工總司”外部的對手“聯司”和“支聯站”,可能由於毛澤東直接通過中央文革掌控上海的緣故,並無一個強有力的地方黨政幹部支持他們。否則,他們的對立面一定不會忘記在輿論攻擊中大肆渲染這一點。這也是“聯司”、“支聯站”無法與得到張春橋、姚文元支持的“工總司”勢均力敵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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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革時期。
 
上海歸中央管
 
(二)軍隊幹部的影響:文革之初,湖北武漢的軍隊內部就出現了分化。表現之一,即軍事院校出現了一些造反派組織。這其中的一些造反派組織與“工總”等“鋼派”發生關聯,並支持、參與了他們和以“工造總司”為首的“新派”的鬥爭。另一方面,以陳再道為首的武漢軍區則利用造反派內部在奪權問題上的矛盾,拉攏“新派”,打壓“鋼派”。這兩股軍隊力量的參與,使得“工總”、“九一三”與“工造總司”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深。
 
七二零後,陳再道、鍾漢華靠邊站。毛澤東和林彪選派軍隊幹部曾思玉、劉豐、方銘、張純青主持湖北武漢的工作。因張純青(政委)側重軍內工作,在地方上頻頻露面的是副政委張昭劍。幾人主政期間,亦曾有意無意地製造和擴大“鋼”、“新”之間的矛盾。他們有的明顯傾向“新派”,有的則被稱為“鋼司令”、“鋼政委”。在行動上,忽“新”忽“鋼”,一碗水端不平,進而加深了兩派的矛盾。
 
那麼上海的情況如何呢?已有資料顯示,上海的“支左”部隊只是在局部範圍內對工人派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一些區人武部(受警備區領導)在“工總司”區分部對立組織的鬥爭中,容易支一派,壓一派。如普陀區人武部即被指“支派不支左”,支持“工總司”普陀區分部,“包庇”區委書記,使對立面組織“工總司”普陀區聯絡站在區革籌會內沒有地位。在一些工廠,也有類似的情況。張春橋即曾指出好些人武部捲入了“工總司”基層單位的派系鬥爭。
 
至於“工總司”的最大“外患”——“聯司”和“支聯站”,它是否得到了軍方的支持呢?有學生組織曾指斥上海警備區於1967年2月間在“聯司”問題上態度曖昧,與“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員會”(簡稱“公革會”)、東海艦隊等要堅決採取行動的做法不同,但總的來說,尚無資料表明,上海軍方為工人中的這一支分裂勢力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否則“聯司”和“支聯站”在1967年8月4日的那次武鬥中,也不至於如此不堪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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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再道
 
從普遍意義上,上海的支左部隊並沒有對整個工人派系之大格局產生重大影響,這是由上海的政治生態決定的。文革中,上海的“支左”任務先是由以廖政國為首的警備區執行的。廖與張春橋及他管轄下的上海市革委會有矛盾。上海自受張春橋、姚文元的直接控制後,實際也是處在中央文革的指導下了,進而也意味著是在毛澤東的“關注”下開展運動。所有的“支左”部隊包括上海警備區均受上海市革委會直接領導,因而即便廖政國心存不滿,也只能隱忍或以消極應對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抗議。其對上海的文革運動基本上在行動上是給予支持的,包括一些奪權活動。
 
重要的是,在上海市革委會領導下參加“支左”的警備區的人,都是軍內的造反派,是被廖政國趕出來的人。至於空四軍和東海艦隊,他們也參與了上海的“支左”。空四軍政委王維國且還被結合到市革委會,在最初的幾年與市革委會相安無事,較為和諧。由於以上種種原因,上海的軍方勢力就不同於陳再道麾下的武漢軍區,能夠在全局上直接從幕後操縱一個與“工總司”相對立的工人造反派組織。
 
此外,還需注意的是,文革前,以廖政國為首的上海警備區隸屬南京軍區建制,而以陳再道為首的武漢軍區屬一級軍區,是鄂、豫地區的最高軍事領率機關;因此,在地方事務上,身為實權派的陳再道將比廖政國更具影響力,更何況是在文革這樣的特殊時期。以上是兩個城市的重大區別所在。
 
綜上來看,地方黨政官員和軍隊勢力對武漢、上海兩地的工人派系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而之所以能起作用,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是“權力”的象徵。其權力本質上來自於毛澤東任最高領袖的那個官僚體制。為了更好地控制地方局勢或實現某種目的,他們也往往打著“毛主席”或“毛澤東思想”的旗號行事。再加上毛澤東話語的模糊性為他們的一些行為提供了較大的合法性,因而他們實際上是分享了毛澤東的一部分權力。
 
如1967年2月24日,張春橋在一次關於“三結合”的大會上講話,十分有意識地塑造了一副“毛主席”幾次親切接見他和姚文元的情景,描繪了“主席”如何關心上海局勢,引得全場“掌聲”、“口號”不斷,即是一種典型的利用毛澤東的“權威”增加自身政治資本的表現。換言之,即分享了毛澤東的一部分權力,而這顯然是有利於他掌控上海的群眾組織與運動局勢的。
 
廖政國
 
(《文革中的工人派系政治》連載3,《中國密報》第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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