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直接干預一些省市的工人派系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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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視察武漢。
 
王芳
 
毛澤東的影響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的。某種程度上,毛澤東及其“階級鬥爭”學說決定了群眾組織的產生與分裂。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其一,文革前以“階級鬥爭為綱”及歷次“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政治運動積累了相當尖銳的社會內部矛盾。而文革中,突然將矛頭向上,指出“階級鬥爭”的對象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新“階級鬥爭”論)由此,文革前的社會矛盾以否定過去的形式爆發出來,形成了群眾與群眾、群眾與幹部、幹部與幹部之間的尖銳對立。其二,在新“階級鬥爭”學說下,群眾被逐步發動起來造“當權派”的反,並在運動過程中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造反派”組織。而各級幹部害怕成為運動對象,出於利益考量,又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保守派”的出現。因此,“保”、“革”組織的出現本質上乃因毛澤東而起。
 
當各省市的官僚機構陷入癱瘓後,毛澤東又發動全國全面的奪權運動,並提出各單位新的權力機構在進行“三結合”時要“以左派為核心”。所謂的“左派”即“革命造反派”。由於毛澤東對什麼是“左派”沒有給出明確的判斷標準,因此在各種動機下,有的群眾被稱為“左派”(“造反派”),有的被打成“右派”(“保守派”),從而加劇了群眾組織內部的分裂和對立。
 
這種人為地製造一個群體或將人群分為左、中、右的方法,本身就為群眾的分裂埋下了伏筆。除此之外,毛澤東對地方上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於上海自不必說,“工總司”之所以能“一統天下”,與他的直接支持休戚相關。在武漢,陳再道在“支左”過程中實施的一些政策,實際上很多是以毛澤東對於文革的部署為依據的。1967年7月14日,在前往北京的列車上,毛澤東針對各地的“支左”有一段自我批評:
 
“有錯誤就改,沒有什麼了不得。有錯誤主要是我負責。誰叫我1月21日發個指示,要解放軍介入,要支左?那個時候黨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軍出來擔負這個任務。軍隊介入後,因為情況不熟悉,調查研究不夠,錯誤是難免的。來了個‘八條’,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組織不應該取締的取締了,起了壓的作用。這樣,林彪同志起草了‘十條’。‘十條’後,受壓的又起來了,又恢復了,來了個反復。後來,又來了‘六六通令’。‘六六通令’下來後,有的不聽。”
 
這一段話中關涉的幾條政策,其實都對群眾組織的派系分化產生了影響。解放軍到地方“支左”,所謂的“左”是什麼組織?這就需要作出選擇。軍隊在實際工作中就會自然地支持一派而壓制另一派,以致加深兩派的矛盾。1967年1月28日出台並獲得毛澤東認可的《中央軍委八條命令》(“八條”),成為各支左部隊的“尚方寶劍”。陳再道正是以這個為理論依據,給“工總”戴了個“打砸搶”的“帽子”,並鎮壓了這個組織。也正是因為武漢軍區對“工總”進而對其他造反派組織的打壓態度,才使得原來還在為席位分配鬧矛盾的“工總”、“九一三”(“鋼派”)和“工造總司”(“新派”)覺得有必要團結起來,一致對“外”。
 
此時來自中央的一股春風——1967年4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正確對待革命小將》以及4月6日出台的有利於造反派的《中央軍委十條命令》(“十條”),又為工人造反派們對抗武漢軍區提供了最大的合法性。
 
毛直接干預
 
“百萬雄師”在1967年4月16日就開始醞釀,5月16日正式成立,它的出現固然是受武漢軍區扶植之故,但當時中央高層沒有指出完全有錯誤,可能又為陳再道提供了繼續支持“百萬雄師”的理由。旨在制止打、砸、搶和武鬥的“六六通令”,一面為陳再道提供了鎮壓工人造反派的藉口,另一面又為工人造反派“控訴”武漢軍區幕後指揮“百萬雄師”打擊造反派的行為提供了法理支持。
 
“保守派”與“造反派”的對抗也就更加激烈了。
 
以上“十條”、“六六通令”都得到了毛澤東的批示,至於《人民日報》社論以及對一個群眾組織的定性問題,在中央高層,毛澤東是擁有最終決定權的人。文革初,毛澤東已近晚年,但他似乎精力充沛,事無巨細,幾乎每天都會關心文革的進展,批示各種文件包括對各省、市運動進行引導,林彪、周恩來的各種政治活動以及中央輿論報刊的報導等,幾乎都會與聞。有研究者專門指出了周恩來在處理七二零事件中的影響,不過這篇文章本身也證明了周恩來正是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行事的,包括在7月20日之前,將“百萬雄師”定性為“保守派”,其實也是得到毛澤東的同意的。毛澤東對於地方派系的態度,實際上成為周恩來的行為準則。
 
“百萬雄師”被如此定性,最終決定了它的倒台,同時也意味著造反派組織獲得了合法性。失去所謂的“敵人”,團結的憑據盡失,必定會出現“內訌”的局面。七二零之後的“鋼新之爭”正體現了這一點。此時造反派內部的派系鬥爭又與中央高層有很大關聯。
 
7月26日,中央對七二零事件和武漢文革表態文件中,提到了七個“革命造反派組織”——“鋼工總”、“鋼二司”、“鋼九一三”、“三司革聯”、“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這個文件實際上是毛澤東在25日審批的。沒有被中央點名的“工造總司”等組織對此非常困惑,他們認為“三司革聯”並不如他們有影響,有實力,對它的被點名尤其不滿。更緊要的是,“鋼派”借中央點名之機,刮起一股“鋼化江城”之風,“加入鋼工總,實現大聯合”的標語滿街都是。“工造總司”對此非常不滿,甚至打算成立與之相對立的“新武漢”。8月26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接見武漢造反派時,對“新武漢”進行了批評,“新武漢”也就破產了。
 
除了中央點名外,“以鋼派為核心”實現大聯合的提法實際上亦出自中央。1967年8月9日,周恩來等中央首長在接見武漢造反派組織時,即提到武鋼要樹“九一三”的旗幟;謝富治還倡議“九一三”和“工造總司”與“工總”合起來,似有“以鋼工總為核心”的意思。這種提法儘管不知是否符合毛澤東的思想或來自他的指示,但既然出自“中央首長”,恐怕也很容易被群眾組織認為是毛澤東的意思。這都是不利於“鋼”“新”兩派團結的。
 
此後,為了促進武漢順利進行大聯合、“三結合”,中央又先後肯定了十一個“革命群眾組織”(包括“工總”、“九一三”、“工造總司”),本意可能是想尋求“平衡”,實際上並不利於大聯合。因為既然自己也是中央認可的“左派”,在大聯合時便有充分的理由爭權奪位,不願落在其他組織後頭。同時,這一既定事實使得七二零後的武漢造反派們更不可能走上海“工總司”的道路。這是最高當局對武漢和上海兩地施加不同政策的緣故,也因這些政策在武漢不斷地反復,使得武漢的工人派系分裂有時以“鋼新之爭”為主,有時又表現為“保”、“革”之爭。
 
綜上看來,毛澤東作為一個中央集權國家的掌舵者,深深地影響著一些省市的政治格局包括工人的派系鬥爭。
 
 
(《文革中的工人派系政治》連載4,《中國密報》第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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