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文革,最難的是走出文革思維

王海光

有權不用、過期作廢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建立在“徹底否定”文革的政治基礎上,已有了30年經濟高速增長,也積累了30年的政治社會問題。當前的中國社會已發生了嚴重的撕裂,需要重建改革的共識。而重建改革共識的最重要的政治文化資源,就是對文革的“徹底反思”,重新認識中國改革的起點,確立民主和法治的國家發展路徑。

對文革的“徹底反思”,不是那種簡單和膚淺的政治定性,而是從歷史的長時段、社會的深層次進行全面的梳理和認真的檢討。在這個意義上講,文革史的研究,不僅是一項學術工作,還有著以學術影響社會,以學術支持國家民主政治社會轉型的現實價值。而這種價值的體現,只能來自文革研究的學術本位。過於政治化的學術,是沒有生命力的。在這方面,政治化的“徹底否定”和“宜粗不宜細”的政治功利主義,正是歷史的前車之鑑。在1980年代,我們誰也不會想到,以後還會有權貴資本主義的坐大,還會有文革左傾思潮的捲土重來。這些實際上都是文革的負資產沒有認真清理的結果。

文革遺留下來的負資產,最大的是極權主義的政治體制和專制主義的政治文化。鄧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講話中,所嚴厲批判的“封建主義殘餘”,實際上講的就是專制主義的制度和文化。但由於政治體制改革長期按兵不動,不僅沒有切割掉這個體制性的專制主義腫瘤,而且在改革開放中又以國家主義的面貌出現了,對以後中國的發展影響極大。文革中的“有了權就有了一切,失去權就失去一切”的權力意志論,“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以權謀私論,正是國內眾多官員貪污腐敗的思想淵源。

 

《炎黃春秋》雜誌。

文革研究對中國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如果說學術是建立社會理性的最好工具,文革史則是學術工具中的最好利器。“學術是社會公器”。文革史研究的發展目標,就是要求成為學術的“社會公器”。

但是,在可預期的時間裡,文革研究的外部條件不會有所寬鬆,只會是越來越緊。2016年7月13日,國內能夠發表文革文章的著名刊物《炎黃春秋》,被上級主管部門強行奪權。這一事件表明,文革研究也進入了“新常態”,現有的意識形態管制格局不會改變,體制不會給文革研究有任何開放空間,研究者還是要過“緊日子”的。

更重要的是,在嚴格的意識形態管制下,是培養不出寬容精神來的。社會的極端情緒會繼續發酵,過去撕裂的傷口會繼續擴大,左右兩端的分歧會進一步發展……,這些極端化的社會戾氣,必然會反映到人們的文革認識上來,給文革研究帶來非理性的色彩。這是當前已經和正在發生的事情。

2014年老紅衛兵宋彬彬的公開道歉事件,在社會上激起了強烈的反響。支持的,讚譽的,質疑的,譴責的,叱駡的,各種聲音都有。宋彬彬再度成為公眾人物,過去是老紅衛兵殺人施暴的標籤,現在是“紅二代”虛偽逃罪的標籤。不但左右兩邊都在罵,還把一些文革史學者也給捎帶進去了。可以看到,我們民族的文革傷痕是很深的,社會的戾氣還是很重的,缺乏必要的寬容態度。在這種社會氛圍下,文革史的研究是很有壓力的。但正因為如此,文革史研究也可以成為理性的和解的仲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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