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和上海兩地文革工人運動代表兩種分裂模式

 

 
《文革五十年:毛澤東的遺産和當代中國》上冊。
 
王芳
 
文革初期,群眾組織出現派系分化是一個普遍現象。不過,派系分裂在不同地區,其表現形式可能並不一致。譬如武漢和上海兩地的工人運動就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分裂模式,具體情況如下:
 
在武漢,所謂的造反派組織有“鋼”“新”之分。其中,工人組織裡最有影響的是三大市級組織,即“鋼派”——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簡稱“工總”,後稱“鋼工總”)和毛澤東思想“九一三”兵團(簡稱“九一三”,後稱“鋼九一三”)與“新派”——“武漢地區工人造反總司令部”(以下簡稱“工造總司”)。三者中,“工總”實力最強。1967年它曾企圖吞併其他造反派組織,總攬於自己麾下,但不能成功,尤其遭到“工造總司”的激烈反對。
 
除造反派組織內部存在矛盾外,他們還有一共同的對手,即所謂的保守派組織——“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指揮部百萬雄師聯絡站”(以下簡稱“百萬雄師”)。其以工人為主體,於1967年5月16日成立。由四五十個保守派組織包括1966年底與“工總”等組織對立的“武漢地區革命職工聯合總會”(以下簡稱“職工聯合會”)聯合組成,並受武漢軍區、武漢市委支持。總體而言,文革初的兩年,武漢地區或以造反派與保守派之爭為主,或以造反派內部的“鋼新之爭”為主。
 
較之武漢,上海的情形頗為不同。1966年12月底,自保守派組織“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以下簡稱“赤衛隊”)退出歷史舞台後,上海的工人運動基本上表現為造反派內部及之間的矛盾。其一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以下簡稱“工總司”)內部的矛盾。這一組織自1966年11月“安亭事件”中取得中央的明確支持及“赤衛隊”的垮台後,經過一番內修外理,兼有張春橋在後“坐鎮”,其勢力迅速趨廣且深,全市各職工組織紛紛前來掛靠,可謂“一家獨大”。不過,其組織內部也發生了由上而下的分裂。
 
其二,除內部矛盾外,“工總司”還有一外在對手,即造反派組織——“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以下簡稱“聯司”)和“上海革命造反派支持上柴聯司聯絡總站”(以下簡稱“支聯站”)。二者之間的衝突逐漸形成並加劇,至1967年夏使得全市的工人分裂為兩大陣營。需要說明的是,“支聯”派儘管略成氣候,但並未形成一個市級統一組織。
 
 
工總司有張春橋在後坐鎮。
 
分裂模式不同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這樣一個事實,即文革初,武漢與上海兩地的工人群眾組織都發生了分裂,區別是分裂模式不同。這種“不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武漢在1967年出現三個旗鼓相當的工人組織,它們的分裂體現為“鋼新之爭”,而此時的上海僅出現了一個強大的工人組織——“工總司”,其分裂主要體現在組織內部;其二,武漢在1967年夏體現為“保守派”和“造反派”之爭,而上海“工總司”與“聯司”、“支聯站”的矛盾,表面上依然是造反派之間的鬥爭。
 
同樣是分裂,為什麼表現形式卻不同呢?群眾組織之間為何發生對立,中外學界已積累了一批研究成果。其或傾向於從群眾自身的結構性差異上尋找分裂的本源,或致力於從外部因素探討群眾組織派系的成因。筆者新近的研究以上海柴油機廠為例,側重於外部因素,認為官僚體系內部的派系鬥爭是文革期間群眾組織分化的根源。以上這些成果豐富了我們的認知,但鮮有將內、外部因素結合起來進行深入、系統分析的作品。
 
事實上,僅武漢、上海兩地的工人運動來看,群眾組織的分化既與他們內部的權力之爭有關,又與毛澤東、地方黨政官員、地方軍隊等外部因素緊密相連,而不能將視野囿於一方,忽視另一面。此外,以往的研究幾乎沒有關注到不同城市可能存在不同的分裂模式,以及深入考察造成這種不同的原因所在。有鑑於此,筆者擬以武漢、上海兩地為例,試圖對上文中的問題做一些回答;並希望通過梳理兩地工人組織派系分化的形成及變化,呈現工人、地方官僚及中央高層在風雲變幻的文革局勢中是如何做出選擇的?這些決定又如何影響了群眾組織內部及之間的關係?從而有助於理解文革時期群眾組織的派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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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柴油機廠。
 
對權力的恐懼與渴望
 
從群眾自身來看,工人組織之間或內部的衝突本質上是一種權力之爭,具體體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造反派與保守派之爭:就全國形勢而言,1966年普遍表現為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對立。滬、漢兩地,全市性的跨單位的保守派組織均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
 
在上海,“赤衛隊”於1966年11月下旬開始醞釀,12月6日正式宣告成立,辦公地點在上海市總工會。人數多達80餘萬,成員中有許多黨、團員,勞動模範、老工人等,大多是工廠、企、事業單位中的積極分子。這個組織被指為曹荻秋親自批准,並由上海市委工交部負責人楊士法一手扶植。在經歷了與“工總司”等組織的幾次“交鋒”後,最終在張春橋的干涉下,退出歷史舞台。1967年以後,上海沒有出現一個可以與“工總司”等抗衡的所謂的“保守派”組織。
 
而武漢不同,當地的工人造反派除1966年末受到由武漢市委支持的保守派組織“職工聯合會”的威脅外,1967年夏,還要面對“百萬雄師”的強勢打擊。譬如,僅6月中下旬,“百萬雄師”就先後圍攻了武漢汽車配件廠(造反派在礄口區的據點)、漢口軋鋼廠的造反派,又於6月24日突襲“工造總司”司令部(設在漢口),並造成嚴重傷亡。1967年7月20日,造反派與“百萬雄師”的矛盾達到頂點,並發生了所謂的“七二零”事件。
 
一般而言,“保守派”之所以保所謂的“當權派”和極力反對“造反派”,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維護“現存權力分配結構”。當形勢對自己有利,他們將不會給對手任何機會。譬如,“百萬雄師”借有軍區做後盾,即掌握了各工廠、企業的大權,而其中一些工廠的權力,原本是由擁有40萬人的“工總”所把持的。由此可見,“保”“革”之爭本質上是一場權力之爭。
 
1966年年底,“保守派”組織垮台,大量成員紛紛加入造反派隊伍。造反派組織之間及其內部的關係成為主要矛盾。1967年的前幾個月,這種格局在武漢和上海共同存在,但是前者在武漢表現得更突出,後者在上海表現得更明顯。
 
 
武漢七二零事件發生後兩天,街頭出現的大字報。
 
(《文革初期復旦大學的搶“黑材料”風潮》連載1,《中國密報》第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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