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發表談話,上海市委和復旦黨委陷被動

 

樊建政 董國強
 
漏網之魚
 
五、造反派公布《學生團幹部情況彙報》:雖然復旦黨委採取了各種防範措施,但在群眾運動波濤洶湧的情況下出現一些小疏漏在所難免。這裡提到的《學生團幹部情況彙報》(下文簡稱《情況彙報》),就是復旦幾次“保密檢查”行動的漏網之魚。
 
這份署名“復旦團委會”的《情況彙報》,其實是一份彙報材料底稿,落款時間是1966年7月13日,主要記錄了當時復旦大學團支部書記以上幹部的思想動向。它將全校157名團幹部分為“左派”、“中間”、“糊塗”、“動搖”、“活躍分子”五類,並做了一些例舉說明。其中,“左派”能“堅決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立場堅定,態度分明,大是大非問題分得清,能大膽揭發問題,工作積極主動,能夠帶動周圍同學一起投入運動”,“敢於向牛鬼蛇神開火,敢於揭發工作的缺點、錯誤”;“中間”分子“能聽黨的話,對於大是大非問題看得尚清楚,對黨的政策一般能領會,但態度不很堅決,工作有點畏難情緒,縮手縮腳,不敢大膽發表意見,也不善於團結群眾,做群眾的政治思想工作,因而在支部工作中所起作用不大”;“糊塗”分子“對文化革命的認識較差,覺悟較低,有許多糊塗觀點,雖然反對‘活躍分子’的看法,但又支持‘活躍分子’給校黨委貼大字報”;“動搖”分子“不大聽黨組織的話,在重大問題上觀點搖擺不定,情緒變化較大,對黨組織有一定懷疑”;“活躍分子”則“站在與黨相對立的立場上看問題,有的還在群眾中煽動,影響很壞”,“對掃除黨外牛鬼蛇神不感興趣,缺乏感情,但對揭黨內問題特別積極,搞非組織的活動,糾集一夥人,常開秘密會議,搜集黨支部、黨總支情況,打擊異己”。《情況彙報》還認定,團幹部中的“左派”有103人,占65.5%;“糊塗”的有12人,占7%;“動搖”的有8人,占5%;“活躍分子”有5人,占3%。
 
《情況彙報》無疑是校團委向校黨委提交的內部工作報告。不料,因校團委負責人的疏忽,這份底稿被遺落在集體辦公場所,並最終落入造反派之手。如上所述,10月19日上海市委下達正式執行《中央軍委緊急指示》的通知。第二天,復旦新聞系造反派集結隊伍包圍校團委,要求校團委負責人交出整安文江等同學的“黑材料”。校團委負責人根據校黨委規定的統一口徑,堅稱“沒有黑材料”,甚或反唇相譏,要求造反派“拿出線索來,我們就交”。作為回應,造反派當眾宣讀了《情況彙報》的內容。這份材料的公布立即在復旦校園內引起了強烈反響,一場全校性的大辯論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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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紅衛兵批鬥現場。
 
全校性的大辯論
 
復旦黨委和保守派辯稱:(1)《情況彙報》存在錯誤和缺點,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應予以嚴肅批判;(2)這些看法完全是個別領導幹部的個人看法,復旦黨委並沒有以組織名義給這些同學扣帽子,也沒有在群眾中造成輿論,更沒有公開宣布“活躍分子”就是“反革命”;(3)收集群眾的思想和行為動態屬正常工作,目的是對團幹部的情況心中有數,便於向上級彙報、反映情況;(4)《情況彙報》存在的錯誤和缺點是局部性的,絕不能以偏蓋全,總體而言不能算作“黑材料”。
 
造反派則認為:(1)《情況彙報》是地地道道的“壓制革命”、打擊“左派”的“黑材料”,整理這份材料的目的就是為了“秋後算帳”;(2)團委整理整群眾的材料絕不屬於團組織的正常工作職責,而是違背《十六條》和《中央軍委緊急指示》的行為。這絕非普通的認識問題,也不是一般的缺點、錯誤,而是嚴重的立場問題,屬方向性、路線性錯誤;(3)《情況彙報》是一份綜合材料,圍繞這份綜合材料一定還有更多原始“黑材料”,而且一定存在一個嚴密的“特務網”,因而有必要進一步深入追查;(4)對於《情況彙報》不能等閒視之,要徹底揭發、批判;對於復旦黨委的“資反路線”,必須徹底挖根、徹底批判、徹底清除。
 
《情況彙報》的公布,提供了復旦黨委執行“資反路線”的鐵證。接踵而至的大辯論,以及造反派以召集群眾大會、貼大字報、散發傳單等方式展開的宣傳戰,為造反派方面贏得了更多的同情和支持。一些在兩派之間態度遊移的師生開始慢慢向造反派靠攏。
 
衝突加劇
 
六“團委事件”:為了追查“黑材料”,造反派方面採取了更加激進的行動。10月20日,《情況彙報》公布的當天,新聞系“八一八”戰鬥隊查封了團委辦公室;“紅革會”查封了“文革”籌備工作組辦公室以及各系黨總支辦公室;“紅聯會”查封了紅衛兵大隊部辦公室。21日傍晚,馬立新等人率“紅革會”成員約百餘人,包圍團委辦公大樓。22日,“紅革會”某骨幹為尋找“黑材料”,用斧頭砸開了團委的文件櫃。在一無所獲的情況下,部分造反派開始在團委辦公室門前靜坐示威,揚言“團委不交出黑材料,誓不離開團委”。此後,在復旦名噪一時的“團委事件”正式開始。24日,天上開始下雨,但靜坐繼續進行。造反派的行動在校內外贏得了廣泛同情,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靜坐行列。400多名在市郊農村參加勞動的上海二十四中紅衛兵,也冒雨專程趕赴復旦“並肩戰鬥”。
 
在復旦“團委事件”發生之時,周恩來於10月22日在國務院小禮堂接見部分學校紅衛兵代表時,就所謂“黑材料”問題發表談話。他說:
 
【我們一直宣布黑材料大概有這樣些東西:第一、工作組對上級的報告;這些報告總把學生分成兩派,從一去就這樣做,揭工作組的就是反革命派了。第二、排隊,排隊也不恰當嘛,排左中右。第三、檢討材料,讓被壓制的一方檢討。第四、對支持工作組的就叫他們供應材料。第五、出簡報,這種簡報有很大的傾向性,把反工作組的說成是反革命,把擁護工作組的都說成是好的。第六、工作組組員記的日記,記那些同志說什麼話……。第七、工作組會議記錄。據我調查,大體有這樣七類。】
 
上述談話內容很快傳到上海,使上海市委和復旦黨委陷於被動處境。市委領導當然不敢違背中央的指示,但又覺得公布相關材料不利於維護群眾之間的團結,甚至會觸發更大的對立與衝突。於是他們在22日做出一個決定:“即請教育衛生部派人到復旦妥善解決,堅決遵照軍委總政的緊急指示辦理。材料銷毀,有關幹部應在運動中接受考驗。”這個決定一方面旨在突顯上海市委堅決貫徹中央指示的姿態;另一方面希望能與復旦造反派達成某種妥協,由團委幹部出面承擔責任,以“銷毀”代替“追查”,儘量縮小《情況彙報》的“消極”影響。24日,楊西光召集復旦黨委和造反派負責人座談,表態說《情況彙報》將一些人稱為“動搖分子”和“活躍分子”,寫的不好,團委要向被列為“活躍分子”的五個人檢討。26日,復旦黨委副書記在與造反派交涉時,重申了楊西光的看法。
 
(《文革初期復旦大學的搶“黑材料”風潮》連載5,《中國密報》第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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