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群眾組織的一些活動表現為集體行動

 

M9dG5Il
王洪文
 
王芳
 
全面奪權階段
 
(二)造反派之間的矛盾:1967年的中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顯得極為特殊。同年1月,全國進入全面奪權階段。按照毛澤東的設想,奪權之後要在各省、市、自治區、各單位建立一個新的臨時權力機構,即革命委員會。如何奪權呢?總的來說就是要實行大聯合和“三結合”。然而,在政策向下貫徹實施的過程中,群眾組織在奪權問題上陷入持久的“派仗”,重新分化與組合。多數情況是奪權之前沒有實現大聯合,奪權之後無法實行“三結合”。
 
1967年1月26日,武漢造反派組織因權力分配不均而致奪權失敗。奪權的過程加劇了以“工總”為首和以“工造總司”為首的兩大群眾組織陣營的矛盾,雙方展開了各種爭鋒相對的行為。武漢三鎮很快陷入派系大戰,工人造反派內部分裂為“香花派”和“毒草派”,此即“鋼派”與“新派”的雛形。七二零事件後,“百萬雄師”遭受重創。武漢文革進入大聯合、“三結合”階段,“鋼派”與“新派”的矛盾重新上升為武漢群眾組織的主要矛盾。兩派又在籌備成立省、市革委會期間因名額、席位等問題爭論不休。本質上,自“一月奪權”開始,兩派之間的鬥爭均是圍繞一個“權”字而展開的。
 
在上海,1967年夏,“工總司”明顯地受到上柴“聯司”和“支聯站”的挑戰。“聯司”在上海柴油機廠的對立面組織是“上海柴油機廠革命群眾東方紅戰鬥總部”(以下簡稱“東方紅”)。“東方紅”成立不久即與“工總司”掛鉤,“聯司”與“工總司”楊浦區分部(與潘國平關係密切)掛鉤。此後,因楊浦區分部在“大聯合”中失勢,“聯司”乃脫離之。“支聯站”是由大大小小各種勢力以“聯司”為中心匯聚而成。
 
它的出現,很大程度上與上海在大聯合、“三結合”階段積累的矛盾有關,因這個結構鬆散的組織,其成員實際上大都來自那些在權力分配中受壓或丟權、失意的個人或組織。譬如有被王洪文清除出“工總司”隊伍的;“工總司”的一些基層組織亦加入了“支聯”隊伍。有資料顯示,其組織成員遍布各大廠,諸如上海機床廠、國棉十七廠、國棉三十二廠、上海玻璃廠等。自1967年6月中旬成立以來的短時間內,“支聯站”的基層組織即達627個。
 
“聯司”與“東方紅”的鬥爭,因“工總司”(支持“東方紅”)和“支聯站”的介入,最終使得一個工廠內部的矛盾演化為全市性的衝突,上海市的工人造反派由此分裂為兩派。雙方的對立在1967年之夏愈演愈烈。8月4日,王洪文率眾前往上柴廠,一舉砸了“支聯站”的“依託”——“聯司”,並隨即砸了全市各“支聯站”。對上海而言,“八四事件”乃是影響最大的武鬥,也是造反派內部矛盾的最高體現。而奪權與反奪權,奪取權力後如何瓜分權力,正是上柴“聯司”問題得以爆發的深層原因。
 
爭權奪利的好處
 
(三)造反派內部的鬥爭:自1967年“一月奪權”風暴始,武漢和上海兩地的運動即表現出很大的不同。如上所述,武漢三個市級層面的工人造反派為權力鬥爭發生了分裂。他們之間的“酣戰”,可能壓抑了每一個工人造反派組織內部的分化。而上海“一月奪權”後,“工總司”的造反隊員人數發展至一百多萬人,占上海產業工人的絕大多數,以致始終沒有出現一個與之匹敵的對立派。
 
由於張春橋策略性地將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38個組織改為“發起單位”而不是“組成單位”,致使其他意欲爭權的群眾組織對下一步的權力分配仍心存幻想,進而出現暫時相對平穩的局面。上海因此進入大聯合、“三結合”階段,由於事涉“權力”,從而又出現了權力鬥爭。只不過,這種權爭主要體現在一個組織(“工總司”)內部。
 
具體而言,這種內部衝突,表現為幾個方面,其一是以王洪文為首的“工總司”與幾個“工總司”所屬兵團諸如“一兵團”、“二兵團”、“三兵團”、“工三司”等之間的矛盾。其中,以耿金章為首的二兵團對王洪文威脅最大。在“一月奪權”階段,耿金章曾串聯36個造反組織,與王洪文作對,欲搶先奪取上海市黨、政權力。顯然,這表明了耿金章等試圖在市級層面分享權力的野心。
 
除與兵團的矛盾外,“工總司”總部領導人之間也存在權力之爭。譬如王洪文與潘國平為爭奪勢力,即在一些區各支一派組織。1967年1月和5月,總部內分別出現王洪文的反對力量——“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造反司令部”(簡稱“雙造司”)和“新工總司”,其行為被打上“宮廷政變”的標籤。王洪文未免威脅,將相關負責人及被疑人員最終都清除出了總部隊伍。
 
除總部外,“工總司”的基層組織也普遍存在“派仗”。其在各區及各系統基本上都存在相互對立的群眾組織。區級機構的“派仗”一直縱向延伸至“工總司”的基層工廠。如盧灣區即並存兩個區級組織,造成基層組織的混亂,以致一個工廠內同時出現二個對立的造反隊。再如楊浦區的兩個區級組織的一些負責人因“山頭主義作怪”,“內戰”不止,一直無法聯合。該區一度有80%以上的工廠並存二至三個造反隊,每個造反隊皆與上面掛鉤,以致統一不起來。
 
橫向上(區與區之間)也是矛盾重重。1967年3月以來,中央提倡“歸口鬧革命”,但區級組織的許多頭頭害怕丟“官”失“權”,以致對此帶有明顯的抵觸情緒。不光是區,幾大工業局系統內皆普遍存在“派仗”現象。有些工業系統,在一個“條條”記憶體在兩個或幾個相對立的組織。各系統中,大型工廠尤其是重工業大廠,生產情況往往不如中小型廠好。主要原因亦與廠內派系鬥爭較為複雜、嚴重有關。
 
綜上所述,“工總司”在總部、區級、系統及基層工廠各個層面均存在爭權奪利的現象。
 
人們之所以熱衷於奪權,一是“權力”自身的誘惑所致,二是出於對“失敗”的恐懼。需要說明的是,在工人組織的權力鬥爭中,不管是“保”、“革”之爭還是造反派之間或內部的矛盾,頭頭們和普通造反隊員的訴求可能是不同的。前者爭的是體制內的“位置”,是處於權爭中的核心人物,後者的利益點可能在於尋求一種“庇護”和安全感,以及其所在的組織掌權後所能享有的各種“好處”。
 
這也是為什麼一旦一個組織遭受重創或毀滅性的打擊時,其中的一些隊員會選擇重新“站隊”的重要原因。當然,很多時候,對手一旦處於優勢時,不僅對其頭頭會給予打擊,對其成員也毫不留情,給予停發工資、人身攻擊甚至會使他們被迫離廠。總之,在運動中,一個組織的命運往往決定了它的頭頭和成員(尤其是頭頭)的生存狀態。這也是為什麼文革中群眾組織的一些活動表現為集體行動的重要因素。
 
aP7mlbk
文革時期,大型工廠尤其是重工業大廠,生產情況往往不如中小型廠好。
 
(《文革中的工人派系政治》連載2,《中國密報》第56期)
 

 

激賞明鏡
激賞明鏡 2
激賞操作及常見問題排除
訂閱明鏡家族電視台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