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內部分裂取決於地方實權派與最高領導是否意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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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紅衛兵合影。
 
王芳
 
 餘論之一
 
以上我們考察了1966到1967年武漢和上海兩地工人組織的派系分裂,以及在運動發展的不同階段,這種分裂所呈現的變化;同時,也清楚地看到兩地工人組織的分裂模式自進入1967年後發生了很大的差異。此即前言部分指出的兩個“不同”。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不同呢?下面筆者將分而論之。
 
其一,為什麼武漢在1967年有三個旗鼓相當的工人組織——“工總”、“九一三”、“工造總司”,而上海僅出現了一個強大的工人組織——“工總司”?
 
“工總司”之所以在上海成為工人組織甚至群眾組織中的“巨無霸”,與來自中央文革的張春橋有直接關係。其在“安亭事件”中獲得張的支持,後來又有來自最高當局毛澤東的認可。張春橋之所以要支持工人造反派組織,也正是因為揣測到了毛澤東當時的思想和需要。因而,可以說,“工總司”獨大局面的形成,其根本原因是這一組織在文革初就得到了毛澤東支持的緣故。
 
回顧歷史,我們知道,幾乎在“安亭事件”的同時,武漢的“工總”也因成立大會未得到地方政府的正式認可而出現了攔火車“北上告狀”的情形。為什麼中央高層沒有派一個類似張春橋的人物“坐鎮”武漢呢?不管是這一關鍵的時刻,還是在武漢文革接下來的歷史中,都沒有一個與毛澤東思想一脈相承的中央要員掌控武漢。不僅武漢如此,其他大多數省市也是這樣。這也是上海的運動區別於大多數省市的一大重要原因。
 
上海之所以如此“特殊”,與這個城市在毛澤東心中的位置至關重要。類似的城市還有北京、天津、東北。早在1966年10月28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傳達毛澤東關於文革的想法時,就特意點到了北京、上海、天津這三個城市的文革時間進展問題。可見,毛澤東在醞釀文革的部署時,就先從眾多省市中“擰”出了這幾個城市。1967年1月4日,張春橋、姚文元被毛澤東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的身分派到上海,兩人召集徐景賢和“工總司”的頭頭商議奪權時就透露了毛澤東1月2日的指示,即1967年要開展全國全面的奪權鬥爭,且重點是北京、上海、天津、東北四個城市。
 
以後,張又多次提到毛澤東的這一部署。這幾個城市之所以重要,可能與它們要麼是政治中心,要麼是經濟大省有關。就上海而言,它不光是全國最重要的工業城市,在毛澤東眼裡,它還具有重要的政治戰略意義。譬如他在1967初對上海《文匯報》社和《解放日報》社造反派奪權的支持就是希望憑藉上海影響華東乃至全國。他始終關心著上海的形勢,且每天必看《文匯報》和《上海工作簡報》,而張春橋就是他用來控制上海的“楔子”。
 
武漢方面,由於沒有類似張春橋的人物能直接與中央文革掛鉤並貫徹毛澤東的直接指示,在原有的黨政機關瀕臨癱瘓和軍隊沒有介入“支左”前,其政治環境較之上海便相對的“寬鬆”許多。在上海“工總司”獲得中央認可後,即意味著全國各省市包括武漢的工人造反派組織都獲得了相應的合法性,故而“工總”、“九一三”、“工造總司”都得到了發展,且大體上勢均力敵。也由於武漢的工人造反組織沒有一個與毛澤東重用和信任的人有組織上的聯繫,才為武漢軍區陳再道對他們的打壓活動提供了空間和可能,乃有了後來所謂的“保”、“革”之爭。
 
“工總”的頭頭胡厚民在文革中曾多次感歎:湖北武漢的造反派是沒娘的孩子,在中央沒有人。這話中既有辛酸之味,又有對上海“工總司”的羡慕之意。胡厚民也確曾努力將武漢的大聯合搞成像上海那樣,即實現“三個一”:一個領導(如同張春橋),一張報紙(如同《文匯報》,時武漢地區的《湖北日報》和《長江日報》分別被“新派”和“鋼派”控制),一個組織(如同上海“工總司”)。但這一舉動因三大工人組織各自心懷“算盤”而沒有成功。這也從側面反映了“中央有人”對於一地之運動形勢的重要意義。假設武漢也有類似張春橋的人物指揮著一個工人組織如“工總”,可能武漢工人的派系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以上是上海與武漢的工人分裂之第一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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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毛澤東心中有至關重要的地位。
 
餘論之二
 
其二,為什麼武漢在1967年夏體現了“保”、“革”之爭,而上海“工總司”與“聯司”和“支聯站”的矛盾,從表面上依然是造反派內部的鬥爭?
 
這是因為兩地的“支左”部隊在地方上所起的作用不同。武漢軍方陳再道是地方上的實權派,大體上,他在地方上的做法即壓制造反派,是不符合毛澤東、中央文革的思想和路線的。前者扶植“保守派”,後者是“造反派”的精神支持(不是直接在組織上的支持),勢必掀起“保”“革”之戰,且十分激烈。而在上海,“支左”部隊幾乎不能發揮多少“作用”,基本上得聽命於實權派人物張春橋和他掌控下的上海市革會。這也意味著,上海能較大程度地保證運動按照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部署進行。
 
如此,官方的一致在很大程度上確保了上海市局面的相對穩定,包括“工總司”持久的“獨大”地位。至於上海之所以發生工人造反派的內部分裂,很大程度上與造反派內部的權力鬥爭有關;而“聯司”和“支聯站”則基本上代表了那些在權力之爭中處於弱勢地位的那部分力量。
 
那兩地為什麼都存在分裂呢?從前文可知,工人的派系分裂不僅與他們之間的權力鬥爭有關,還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一些外部因素諸如地方黨政官員、軍隊勢力以及毛澤東的影響。很難分辨哪一個因素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不過可以認為工人的派系分化或重組現象實際上是受權力操縱所致。
 
毋庸置疑,毛澤東的那種至高無上的權力之於運動有著巨大的影響。但儘管如此,我們也不能過於誇大,或者視之為造成群眾組織“內訌”(“保”“革”之爭也是一種內訌)的唯一因素。當社會動亂,政治環境處於真空狀態下的地方,地方黨政官員、軍隊勢力結合自身利益所作出的選擇與行為,加之身上所散發的“權力”的光芒,其對工人的派系鬥爭影響尤為明顯。較之毛澤東,他們在現實中有時對普通群眾甚至具有更直接的作用。
 
工人群眾組織之所以受到那些外部因素的干擾,也是因為那些因素所攜帶的“權力”為他們提供了合法性資源;而他們自己之所以爭奪權力,實際上是出於害怕對手一旦掌權而使自己處於“覆滅”的境地,要麼就是渴望通過掌握權力擁有各種“好處”。這些都恰恰證明,那些意味著各種資源的權力之於他們,在以前是多麼稀缺。作為計劃經濟時代的一名普通老百姓,他們賴以生存與發展的一切,幾乎都受控於那個高度集權的政體。只要舊有的體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他們就不可能改變這種境遇。如果是對手掌權,也不意味著這會與文革前的體制有什麼差異,更何況,這個對手與它一直是一種你死我活的競爭關係。當對立的任一方感到自己受到了來自對方的巨大威脅時,他們的權力之爭實際上已經發展到維護自身生存權力的地步,這也意味著鬥爭將會十分激烈,武鬥通常是最高的表現形式。
 
簡言之,文革期間,工人群眾組織之間的對立乃至武鬥,提醒我們,普通老百姓那種對權力既恐懼又渴望的狀態需要得到改變,也即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需要得到改善。地方官僚分享了毛澤東的一部分權力,這一方面有力地保障了國家權力所制定的政策在地方上的實施(如上海),另一方面,又為地方官員尋求自身利益打開了方便之門(如武漢)。很大程度上,這實際上也體現了卡理斯瑪權威的張力與局限。
 
總的來說,本研究認為工人組織之所以分裂,不僅與他們之間的權力之爭有關,還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一些外部因素諸如地方黨政官員、地方軍隊勢力及中央高層領導尤其是毛澤東等方面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地方上的分裂模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地方上的實權派與最高領導人是否意志一致以及最高當局對這個地區所施加的政策。工人組織的派系政治本質上是一種受權力所操縱的鬥爭。
 
(《文革中的工人派系政治》連載完,《中國密報》第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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