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黑材料風潮:不同群體社會身分重設權的爭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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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劃分為反革命分子,在社會上幾乎無立足之地。
 
樊建政 董國強
 
身分就是政治
 
八、結語:復旦“文革”初期運動情況和矛盾衝突已如上述。相信一般讀者在通讀本文之後,對前言中提到的兩個問題——即所謂“黑材料”究竟是什麼?為什麼造反派追查“黑材料”的和平籲請會最終演化為暴力搶砸?——的答案應該了然於胸。然而本文的歷史敘事並未很好地回答另外兩個問題——即為什麼那些曾經受到黨委打壓的人緊緊揪住“黑材料”問題不放?為什麼基層黨委堅決不肯交出“黑材料”?要很好地理解和回答這兩個問題,就必須全面、深入地了解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治制度。其中有兩個要點特別值得注意:
 
首先,任何社會共同體(Community)的背後,都存在一個旨在使分散的個體凝聚成統一整體的社會身分系統。它的基本功能是,根據一定的標準劃分出不同的社會角色,通過賦予不同角色以不同的“權利—義務”資源,從而在等級差屬的網絡中形成“支配—服從”的社會秩序。政治確立和維護某種身分系統,是為了使社會的某一部分比其餘的部分能獲得較優越的地位。一方面,政治力量(民族的、國家的、黨派的等等)要為它的主要或全部成員爭取比其它群體更優越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同一政治群體中,某些身分又比其他身分更優越。在這個意義上,“身分”的確就是“政治”。毛時代的中國也不例外。當時中國的社會身分系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為基礎。它不但將社會公眾劃分為“人民”和“敵人”兩個大類,而且還在“人民”內部劃分出“幹部”、“群眾”、“積極分子”、“中間分子”、“落後分子”等不同等級。以政治社會學的視角來看,這種社會身分系統的實際功用,就是“按照階級標籤(成分)對人進行的排序,創造了報酬與機會的分配結構。”
 
其次,在整個毛澤東時代,由各級黨政機關編制和保存的個人檔案,在確定個人社會身分、強化社會控制方面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梅斯納(Maurice Meisner)曾經指出,即使經歷了1950年代前期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之後,“階級”和“階級鬥爭”觀念依然具有巨大影響:“在黨的機構和公安機關的卷宗裡,每個公民的階級成分和政治結論都正式地記錄在他們的檔案裡。雖然在社會現實中,資產階級、地主和富農等階級已經不存在了,但是,從前曾是那些階級的成員的人(及其子女)還是被正式標示出來。根據黨的政治需要,可能有時強調,有時不強調官方紀錄的階級出身和依據黨對每個人政治歷史和行為所作的評價的複雜多變的政治成分體系。”所以,要保住個人已有的社會地位和各種權益,就必須保持個人政治記錄的清白。不但一般群眾如此,各級黨員幹部亦如此。
 
社會身分的追求
 
有必要指出的是,只要能夠得到多數社會群體的認可,借助社會身分差異和歧視性的個人檔案制度構建某種社會政治秩序,這本身並不是一個問題。“文革”前十七年(1949-1966)中國的社會政治秩序就是建立在這兩個基礎之上的。然而,“文革”運動的吊詭之處在於,它將原本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利益的兩個社會群體置於相互對立的地位,並使雙方同時面臨社會身分重置的風險。這樣,所謂“黑材料”的極端重要性便凸顯出來。
 
“文革”期間的在校大學生群體無疑是1949年以後社會政治體制的受益者。復旦大學的學生,更是大學生群體中的佼佼者。在正常情況下,他們每個人都有著光明燦爛的未來。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包括一些黨團員和“政治積極分子”)在“文革”初期回應中央號召起來“造反”,無非是想迎合當下的政治潮流,使自己獲得更高的政治得分。他們當然無法容忍別人對他們的行為及其動因做出負面定性,更無法容忍因這樣的負面定性導致其社會身分的下降。他們執著地要求追查“黑材料”,是“為自保亦為發展”。前文所述的關於《情況彙報》的爭論,造反派特別在意的也是“秋後算帳”。
 
而中共各級領導幹部不但是1949年以後社會政治體制的最大受益者,更是這種社會體制賴以存在的柱石。他們的個人利益與黨的整體利益高度重合。他們作為黨的化身實施社會管理功能,決定著屬下所有人的社會身分認定與升遷。1957年的反右鬥爭進一步確認和強化了他們的領導地位。因而,他們無法容忍來自其屬下的任何質疑和挑戰。他們在運動初期派人整理“活躍分子”的“黑材料”,本質上不是一種個人行為,而是一種組織行為,目的在於捍衛黨的一元化領導地位。然而,令他們難以預料的是,毛澤東發動的“文革”運動卻將鬥爭矛頭指向各級黨組織。作為一個黨員,黨性要求他們始終與黨的領袖保持一致,但毛澤東公開支持造反派攻擊各級黨委,使他們陷入被動處境。此前針對造反派的種種措施,原本旨在顯示他們對革命的忠誠,現在卻成為“鎮壓革命”的罪證。一旦這些罪行坐實,他們的優越社會身分便會失去。因而,他們在《中央軍委緊急指示》發布以後,堅決否認“黑材料”的存在,並大量銷毀和轉移“黑材料”。
 
從這個角度來看,“文革”初期復旦校園裡的政治紛爭,誠如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和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所言是一場“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復旦搶“黑材料”風潮的來龍去脈,為我們提供了“文革”初期存在於中央領導層、基層黨組織及廣大群眾之間複雜互動的歷史圖景。復旦的搶“黑材料”風潮衝突的實質,在於不同群體對彼此“社會身分”重設權的爭奪。
 
 
(《文革初期復旦大學的搶“黑材料”風潮》連載完,《中國密報》第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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