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 復旦兩大組織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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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西光
樊建政 董國強
紅衛兵內鬥
與造反派學生針鋒相對,校黨委指責譚啟泰、歐陽靖是“叛徒”、“從極左跳到極右”。支持校黨委的保守派師生則集結力量,發起反擊。11日,他們貼出大字報,宣稱《緊急呼籲》是“在向全校革命師生員工挑釁”。12日,他們又貼出《堅決不同意“罷掉復旦黨委的官”》《復旦黨委是堅強的馬列主義的黨委》等大字報,批駁造反派學生的觀點。歷史系的保守派學生還發起簽名支持校黨委的行動,最後以1,976位簽名者的名義打電報給中央,申明“復旦大學黨委是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13日,《紅纓槍》其他編委聯名貼出大字報《澄清事實,明辨是非》,指責譚啟泰、歐陽靖造謠惑眾。
然而校黨委和保守派勢力的反擊不但未能震懾造反派學生,反而更加激發了他們的鬥志。23日,譚啟泰、歐陽靖貼出新的大字報《評“紅纓槍”——再論堅決罷掉復旦黨委的官》,回應《澄清事實,明辨是非》一文。這份大字報指責《紅纓槍》是“保皇黨委的機關報”、“王零手中的指揮棒”,在運動中充當了“消防隊和情報組”的角色,並把校黨委操縱、利用《紅纓槍》的真相悉數予以披露。這樣的公開交鋒,無疑為造反派贏得了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紅衛兵。這個消息傳到復旦以後,相互對立的兩大“紅衛兵”群眾組織相繼出現。
保守派紅衛兵組織名叫“紅衛兵復旦大學大隊”(簡稱“大隊部”紅衛兵)。於8月22日正式成立,發起人和實際負責人為王鶴鳴。他是歷史系研究生,職員家庭出身,畢業於上海中學,1960年入黨,時任復旦學生會主席、上海市學生聯合會主席,深得復旦黨委器重。“大隊部”紅衛兵以支持黨委的黨團員為主幹,其組織形態帶有軍事化特徵,校一級的組織稱“大隊”,設總指揮部,簡稱“大隊部”。它還仿效共產黨的統戰策略,成立外圍組織“紅戰友”,吸收非“紅五類”社會階層的子女參加。
造反派紅衛兵組織最初名叫“復旦大學八一八紅衛兵”。該組織於8月24日宣布籌建,實際上是一些自發的、各自為政的造反派學生小團體的鬆散聯盟,缺乏統一的組織形態和指揮系統。在如何看待校黨委的問題上,他們的意見並不完全一致:以勞元一為代表的“揭派”反對籠統地認定校黨委是“革”還是“保”,主張“揭”字當頭,“徹底揭露黨委的問題,至於黨委是什麼派,揭出來再看”,認為“革命的揭不倒,不革命的一揭就倒,反革命的一揭就完”;以譚啟泰、歐陽靖、安文江為代表的“罷官派”則認為校黨委的保皇面貌已經徹底暴露,堅決主張罷官;以胡守鈞為代表的“砸派”的政治立場更激進,認為“對一切黨委都要轟”,又被稱作“過激派”。上述三派的組織規模也大小不等,“揭派”人數最多,大約一千人左右,其中不少是黨團員,“罷官派”大約有百餘人,“砸派”大約只有幾十人。不過在8至10月間,在面臨校黨委打壓和保守派紅衛兵圍攻的情況下,上述幾股造反派勢力常常協同行動,互相砥礪,具有相同的派性身分認同。

僵持不下的兩派
兩派紅衛兵組織出現後,第一次大規模正面交鋒是圍繞“八二五”上海戲劇學院串聯事件展開的。8月24日深夜11點多,應上海戲劇學院造反派學生的請求,安文江率領復旦和其他高校的造反派學生1400多人前往該校,與保守派學生通宵辯論,至次日拂曉才鳴金收兵。這次串聯是“文革”運動開始以來上海高校造反派的第一次跨校聯合行動,立即引起各方的高度關注。26日,復旦保守派紅衛兵出面召集大規模學習《十六條》的講用會,出席者包括上海市委領導、復旦黨委領導、校內兩派成員和包括上海戲劇學院在內的其他上海高校師生代表。這次會議實際上是針對“八二五”串聯事件的,其目的在於杜絕此類事件的再次發生。市委負責人曹荻秋在會上發表講話,稱“八二五”串聯事件中“既有人民內部矛盾,又有敵我矛盾”。會後,復旦校園裡出現了不少大字報,說此次串聯活動是違背《十六條》的“反革命事件”。29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也發表文章,暗示安文江等人是踐踏《十六條》的暴徒。
對於曹荻秋的講話和保守派的指責,復旦造反派明確表示反對。他們不但在“八二六”講用會上堅稱“八二五”串聯是“革命串聯”,是“一件大好事”,而且在會後貼出大字報《毛澤東主義宣判我們無罪》、《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毛澤東主義宣判了保皇黨的死刑》,進一步反駁對方的觀點,為自己的行為辯護。進入9月以後,造反派學生又相繼貼出《炮打罪魁禍首楊西光》、《堅決把復旦黨委拉下馬——揭開首批周予同的內幕》、《十萬個為什麼》等大字報,在繼續揭批校黨委的同時,還把矛頭指向了市委領導。與此同時,一些赴北京串聯的造反派學生還整理出對於復旦文化大革命若干問題的二十五條意見,直接遞交給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不過直到10月初,復旦校園依然處於校黨委和保守派組織的控制之下。
(《文革初期復旦大學的搶“黑材料”風潮》連載3,《中國密報》第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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