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文革”初期“獨領風騷” ,一天內貼出大字報8000多張

8F5zP18樊建
 
《文革五十年:毛澤東的遺産和當代中國》下冊。
 
樊建政 董國強
 
【《中國密報》編者按:本文為作者向2016年6月於美國加州舉行的文革50周年國際研討會提交的論文,後收入《文革五十年:毛澤東的遺産和當代中國》(明鏡出版社)。本刊經授權轉載於下。原文注釋,因故刪略。】
 
復旦在文革時期的地位
 
一、前言:“文革”是由毛澤東發動的一場史無前例的群眾運動。不過,在1966年6至10月期間,地方上的群眾運動實際處於各級黨委的領導之下。圍繞如何開展運動的問題,一些群眾和所在地黨委發生激烈分歧,被後者視作“反黨分子”或者“反革命分子”記錄在案,其命運與前途面臨巨大威脅。在9月底、10月初,毛澤東發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號召之後,特別是10月5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軍委《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以下簡稱《中央軍委緊急指示》之後,這些所謂“反黨”分子感到獲得“解放”、“翻身”,並迅速向各級黨委提出了平反和追查所謂“黑材料”的要求。各級黨委出於本能的反感與抵觸,也為了自保,採取了抵賴和拖延策略,甚或暗中動員黨團員等政治積極分子與之對抗。在“文鬥”無法實現其訴求的情況下,那些遭受打壓的群眾不得不轉而訴諸更為暴烈的手段。因此,搶“黑材料”事件在全國各地層出不窮。
 
10月以後,搶“黑材料”風潮風行全國,直接催生了更加激進的社會性造反行動,但是迄今為止學術界對此問題關注不夠。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更多的是歷史親歷者基於個體經驗的追憶性文字,以地方個案為樣本的學理性敘述與分析仍比較少見。所謂“黑材料”究竟是什麼?為什麼那些曾經受到打壓的人追查“黑材料”的和平籲請會演化為暴力搶砸?為什麼他們緊緊揪住“黑材料”問題不放?為什麼基層黨委堅決否認“黑材料”的存在,並始終不肯交出“黑材料”?諸如此類的問題過去並未得到很好的解答。在本文中,筆者依據復旦大學一些政工幹部的工作筆記和交代材料,復旦各派群眾組織編撰的大事記、大字報,1980年代復旦黨委關於“文革”期間重大事件的清查處理結論,以及眾多運動親歷者的口述歷史資料,試圖為搶“黑材料”風潮提供一個較為詳實的歷史敘述個案,藉此再現“文革”初期校園衝突的因由、實質、演進及其走向的曲折性與複雜性。
 
之所以選取復旦作為研究樣本,一方面是因為本文第一作者曾在復旦學習數年,第二作者現任復旦教授,進行這樣的研究具有各種便利;另一方面是因為“滬濱屹立東南冠”的復旦所獨有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力,使其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和研究價值。復旦在“文革”初期可謂“獨領風騷”,校園內的各種動向備受上海市委、學校黨委、本校師生和全市民眾的關注。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領導有意將復旦樹作上海的樣板,由曾任復旦黨委書記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上海市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楊西光親自掛帥,主抓該校運動。與此同時,以王零為代理書記的復旦黨委等人也有充當上海“文革”運動領頭羊的積極性,期望為全市的運動提供經驗。此外,在群眾運動中湧現出來的全市性紅衛兵組織,無論保守派還是造反派,其負責人和骨幹也多出自復旦。通過復旦的個案,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搶“黑材料”風潮前後各股政治力量的複雜互動與博弈,深化我們對相關問題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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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在文革時期有其特殊地位。
 
鎖定目標
 
二、復旦內部圍繞“鬥爭目標”的紛爭: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當天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又全文播發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復旦黨委和全校師生迅速做出反應,紛紛通過各種方式公開聲援北大師生的“革命行動”,復旦大學的“文革”運動由此發軔。
 
中共上海市委和復旦黨委領導下的復旦“文革”運動,首先將鬥爭矛頭指向“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黨內有“歷史問題”的人。6月4日,在復旦黨委授意、布置下,復旦校園內掀起批判周予同的熱潮,一天之內全校共貼出大字報8000多張。在隨後的幾天裡,復旦黨委和各系總支進一步動員師生揭批周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10日,復旦黨委又公開號召全校師生揭批周谷城。14日,復旦黨委宣傳部控制下的校園壁報《紅纓槍》推出第四期《十論追窮寇》,為大批判運動加油鼓勁。16日,復旦黨委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全面公布周谷城的“罪證”材料,供全校師生批判。17日,《紅纓槍》推出第五期《十二駁周谷城時代精神匯合論》,將大批判運動推向新的高潮。截至19日,全校共揪出“牛鬼蛇神”30餘人,著名學者朱東潤、吳斐丹、蘇步青、談家楨等均列其中。
 
與此同時,復旦黨委於17日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公開揭批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陳傳綱。陳傳綱1930年就讀復旦新聞系,不久參加中共地下黨領導的革命活動,1938年加入共產黨。延安整風期間,他受王實味事件牽連被錯定為“反黨集團”成員,後來得到平反。1958年調任復旦黨委副書記、副校長。1966年2月調任上海市高教局局長兼黨組書記。復旦黨委將陳傳綱列為批判對象,顯然與他的個人履歷和現任職務有關,折射了上海市委和復旦黨委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理解。18日,在校黨委的統一部署下,以復旦電光源實驗室主任、著名“工人專家”蔡祖泉為首,復旦各級黨團幹部紛紛帶頭貼大字報,宣稱要把“陳傳綱的反動面目徹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21日,校黨委通知陳傳綱回復旦看大字報。當天,陳在校園裡被400多名師生圍鬥半個多小時。在此後的幾天裡,復旦黨委又召開了兩次常委擴大會議,集中揭批陳傳綱。
 
復旦黨委的上述舉措很快引起一部分師生的質疑。6月19日晚,有人貼出大字報《“十論追窮寇”用意何在》,指責復旦黨委致力於揭批“反動學術權威”是抬出“活死人”轉移目標,主張將鬥爭矛頭指向現任黨委領導班子。20日,各院系都出現了呼應上述看法的大字報或言論,其中影響較大的大字報有《校黨委要把我校文化大革命運動引向何處》、《向黨委開火》等。
 
(《文革初期復旦大學的搶“黑材料”風潮》連載1,《中國密報》第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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