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文革老百姓怨左不怨毛到底是為什麼

王海光



這段時期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經濟上高速增長與政治上日益保守的體制性矛盾進一步發展,社會嚴重撕裂,體制言行不一,原有的社會問題更加膨脹。權貴資本主義的社會現實和空頭社會主義的虛假口號,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分配不公更加嚴重,貧富差距更加擴大,官員貪腐更加肆無忌憚,弱勢群體更是求告無門……,中國改革的共識已經破裂。這種情況下,許多人回首歷史,重新解讀文革,試圖從中找到解決現實問題的答案。一些底層民眾則把毛澤東作為維護民眾權益的權威象徵,寄予了許多假定的意象。這是民間文革熱的現實社會動因。



另一方面,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國際化程度的提高,特別是互聯網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會溝通途徑,大大增強了民眾的意願表達能力。這就為文革史研究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質技術條件。在新的歷史因素作用下,新世紀以來的文革研究,其政治性與學術性的衝突更加劇烈,各種議論,眾說紛紜,問題所涉及的深度與廣度都遠遠超過了以往的研究。這些情況,為文革史研究帶來了新的學術推動力。






2006年是文革發動40周年,國內的學術活動依然乏善可陳。主要是民間研究者的私下活動。但海外的學術活動比較熱鬧。紐約舉行的文革40周年國際討論會議,有關研討論文編入了《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一書。該書分11個專題,50篇論文,內容較為寬泛,以解讀和評論為主,除了政治史和思想史方面的傳統內容外,還開拓了一些新研究領域的課題。








鄧立群






老百姓怨左不怨毛



這十年來,文革研究的內外條件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主要是:1、社會上圍繞著對文革的認知和對毛澤東的評價,思想的對立更加極端,觀點的交鋒更加激烈;2、在新媒體的推動下,文革研究出現了非常廣泛的社會參與度,各種正解反說的言論層出不窮;3、文革研究的史源條件得到很大拓寬,已經形成了“出口轉內銷”、民間史料為主的新格局;4、文革史的治史理念和方法有很大提升,純學術的歷史研究成為學界共識,實證研究逐漸成為文革研究的學術主流。



第一,當前社會出現的眾多問題,加劇了現實政治與文革研究的雙向互動,給文革研究帶來了新的政治社會因素。



首先是左傾思潮的回潮問題。一是要給文革翻案的思潮,一是否定改革開放的思潮,這些年來越來越猛烈。特別是近年來一些人從擁戴毛,肯定文革,發展到公開膜拜“四人幫”,集會紀念江青、張春橋,給他們冠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頭銜。這是過去完全不可想像的事情。同時,一批極端的左派人士(毛左分子)公然反對和詆毀改革開放,將改革開放的領導人稱為“資改派”。這些左派人士不僅在現實中煽動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還否定了毛時代的歷史錯誤,包括《決議》已經否定的歷史錯誤,重新肯定大躍進和文革。而且這些言論還得到了官方支持。如中國在三年大饑饉時期只有250萬人“營養性死亡”的不經之論,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主辦報刊首先推出來的。把一個嚴肅的問題變成了戲論,這是政治功利主義發展到極端的表現。



再就是“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返祖”現象。近來,有些意識形態官員又重新翻出了“階級鬥爭理論”,對知識界咬牙切齒地放狠話,發表“砸鍋黨”的言論,對知識分子的封口更甚於前。這是一種思想返祖現象,退回到晚年毛澤東了。最近,以求真求實為宗旨,敢於刊載文革歷史的著名國內刊物《炎黃春秋》被當局強行接管,這是延續了文革反智主義的餘脈,意味著知識分子與現政權的關係達到有史以來最低谷。



在國內知識界中,引人矚目的是“新左派”的動向。秦暉認為:“在擺脫極左陰影的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曾經為思想解放做出過巨大貢獻。但90年代分裂為左右翼”。主要角色是“自由主義”與“新左派”,兩者的思想資源都是西方來的。徐友漁將兩者的思想分歧歸納為七個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如何看待“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 “新左派”以西方“後現代”理論為理據,堅持國家主義立場,高度認同文革和晚年毛澤東,現實的政治活動是支持薄熙來的“重慶模式”。2014年,秦暉又提出:文革在今天的中國越來越被扭曲。官方文革解釋的困境與民眾的想像共同構成了今天的文革印象。他認為:大躍進失敗後,老百姓怨左不怨毛,而劉少奇等老幹部是反毛不反左。毛澤東先利用群眾搞劉,然後又搞群眾。這是一種比較新穎的文革發生學的解釋。(《文革史研究的过去、现在与展望》连载5,未完待续, 《大事件》第62期)





劉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