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走向絞刑架的賣國賊



李大钊,愛國者还是卖国贼?










《新史记》第35期  余杰 專稿






一台絞刑架




位於北京天安門廣場一側的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現已併入國家博物館),收藏了共產黨創黨以來的各類紀念物。有誰知道它收藏的第一件文物、館藏文物編號爲001的是什麽物品呢?







是一台絞刑架。據坊間流傳,共產黨定都北京之後,接受舊警察局所轄的功德林監獄,公安部的官員無意中得知,獄中所存放的一台體量龐大的機器,竟是北洋政府時代的絞刑架。一位舊獄警報告説,在執行絞刑的人中,就有“貴黨李大釗先生”。







李大釗是何許人也?1949年3月,當毛澤東回到闊別多年的北平城時,曾十分感慨地對身邊的同志說:“三十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呢。”







公安部的官員得知絞刑架的不凡來歷之後,經過層層上報,這部殺人機器被搬進故宮午門下的一間平房裡,供新中國各單位組織人員來參觀。有位當年參觀過的老人回憶說,那架機器個頭很大,據說是德國進口的,機械很複雜,像一部小汽車似的,上面還有一塊塊暗紅的痕跡。後來,這台絞刑架成了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的天字第一號文物。 







1927年4月28日,安國軍總司令部、京畿衛戍司令部、京師高級審判廳、京師警察廳等方面聯合組成軍法會審,就在蘇聯使館被捕的若干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一案,在警察總監的會客室開庭。此前一天,北京警察廳發表公告稱謂:“黨案發生以來,關於審判機關與審理手續,各主管官署業行送次會商,現時當局爲謀裁判之公平起見,決定由享有法權之各機關,組織聯席會議之審判機關。審理之時,採取證據主義,其無相當證據者,概將從寬免究,並予被告人以充分之自由辯護。”法庭由安國軍第三號人物、軍事部長何豐林將軍親任審判長,足見張作霖對此案的重視。







經過70多分鐘的審理,法官當場依法向李大釗等案犯宣讀判決書。軍法會審所依據的是《陸軍刑事條列》第二條第七項,即戰爭期間,平民勾結外國人或俯從陰謀意圖紊亂國憲及煽惑內亂者,雖非現役軍人,亦可按此法審判。







隨即,五輛刑車將20名死刑犯押往西交民巷的京師看守所。李大釗要求實施絞刑而非槍決,為此,獄方啓用了新式大型絞刑機。安國軍政府爲死者準備了20副棺木並且給予首犯特殊禮遇:李大釗是上等棺木,價洋70元;其餘19人則是中等棺木,價洋40元。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李大釗一生追求階級平等,死後卻不能與黨內同志享有平等待遇。







1949年之後,中共當局組織人手撰寫《李大釗傳》,主要執筆人“根據推測編寫”了李大釗臨行前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場景。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則描述説,劊子手故意增加父親的痛苦,別人行刑耗時20分鐘,父親則用了40分鐘——其實,她當時並不在現場,第二天才得知父親的死訊,她的描述是道聽途說。



 



當時在現場的高等刑事廳推事何雋在《李大釗殉難目睹記》中寫道:“(李大釗)經行刑人擁登絞台左絞繩下鐵蓋上,其另一受刑人則擁登右絞繩下鐵蓋上,均面南而立。一位行刑人反接兩手,纏縛全身並折繩接環,(李大釗)神色自若不變。最後,李大釗高呼‘爲主義而犧牲者’再,毅然引頸就環。” 







《北洋畫報》發表了一篇署名“王郎”的通訊《處決李大釗等瑣聞》,也描述了當時行刑的詳情:“未幾,執刑吏來,首以李大釗送往絞刑台。李見此,知已不免,乃曰:‘請以紙筆來,俟書一遺囑。’執刑者曰:‘此時已晚,由不得汝矣!’李無言,神色尚未變。既上(絞刑架),執刑者令其頸稍伸長,李如言應之,厥態殊從容。二十分鐘始絕。”






次日《晨報》披露的行刑過程亦頗為詳細:“當日看守所馬路斷絕交通,警戒極嚴。軍法會審派定東北憲兵營長高繼武為監刑官,在所內排一公案,各黨人一一依判決名次點名,宣告執行,由執刑吏及兵警送往絞刑台。聞看守所中只有一架,故同時僅能執行二人,而每人約費時十八分始絕命,計自二時至五時,二十人始處刑完畢。首登絞刑者,為李大釗,聞李神色未變,從容就死。”













從“仇俄”到“附俄”




赤旗幟的世界是人相食的世界。







李大釗,字守常,1889年生於直隸樂亭縣胡家坨鄉大黑坨村。父親因病去世六個月後李大釗才出生,一歲半時母親又不幸病故,是祖父將其撫養成人。1907年,李大釗考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從預科讀到正科,直到1913年畢業。







在校期間,李大釗與同學郭須靜一起加入由江亢虎創辦的中國社會黨,畢業後到北京參加中國社會黨活動。中國社會黨吸取了不少歐洲社會主義的思想,如“二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和“五非“(非私產、非家族、非宗教、非軍國、非祖國主義),據江亢虎所說,當時全國有數百個支部和數十萬黨員。李大釗即爲其天津支部幹事。不過,後來江亢虎投入汪精衛偽政府出任考試院副院長,共產黨方面便隱去了這段李大釗等中國創始人受其思想啓蒙的歷史。 







在此期間,李大釗的好友蔣衛平投筆從戎,在東北被俄國軍隊殺害。李大釗為此寫下“國殤滿地都堪哭,淚眼乾坤涕未收。……千載胥靈應有恨,不教胡馬渡江來”之詩句,表達了他對近代以來禍害中國甚劇的俄國的仇恨。







從天津法政學校畢業後,李大釗“仍感學識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東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但他不安於學業,被學校退學,其學籍表上蓋的最後一個圖章是:“長期欠席,除名。”他的成績單上的各科成績大都是勉強及格。回國後,經章士釗向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推薦,李大釗出任北大圖書館主任,這也是那個時代才有的奇跡:連本科學歷都沒有的留學生,居然能在最高學府擔任教授。李大釗的月薪爲120元,進入高薪階層——分管登記新報刊和借閱者姓名的圖書館臨時工毛澤東,月薪僅8元。







1918年冬,李大釗參與主編《新青年》,還與陳獨秀等人一起創辦《每週評論》,廣泛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急劇左轉。1917年7月,李大釗撰寫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宣稱“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這一激情澎湃的呐喊,影響了一大批青年人。李大釗不僅支持國民雜誌社和新潮社等青年社團,還參與組建少年中國學會等組織,試圖“爲中國創造新生命,爲東亞開闢一新紀元”。







1920年,共產國際派遠東局局長維經斯基(中文名吳廷康)來到中國推動成立中國共產黨。維經斯基與李大釗深入交談,對籌建中國共產黨取得一致意見。李大釗又介紹維經斯基到上海去見陳獨秀,由此開始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 李大釗生活簡樸,自律甚嚴,早期共產黨經費不足,他自掏腰包貼補,據當時的北大學生汪崇屏回憶説:“李在北大圖書館任職,每週還教幾節課……李當時每月可拿200餘元,領到月薪後,便分給他的黨員,每人3元、5元、7元、10元不等,自己僅剩下五六十元應用。他沒有包洋車,每天只是坐著破洋車跑來跑去,其所剩之錢,還要隨時應付向他求助的同志。” 然而,若是大義錯了,私德好亦於事無補。







1922年,李大釗南下拜訪在上海賦閑的孫文,與之“暢談不倦,幾乎忘食”。會談之後,孫文親自主盟,介紹李大釗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並委託李大釗與廖仲愷、鮑羅廷一起負責國民黨改組工作。李大釗是第一個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孫文指定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汪精衛、林森、謝持和李大釗五人組成主席團,輪流擔任大會主席。李大釗在大會上發表演說稱:“本人原為蘇聯黨員、第三國際共產黨員……”李大釗首先是共產國際成員,然後才是中共黨員——這兩個身分並不矛盾,因為在中共二大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即承認中共是共產國際下屬的一個支部。而國民黨員的身分只是“借殼上市”。回到北京之後,李大釗很快幫助建立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天津市黨部和直隸省黨部,推動國共合作在北方的發展。







李大釗曾無比痛恨侵吞中國上百萬平方公里領土、占有中東鐵路、覬覦東北的沙俄。但是,當蘇維埃革命成功之後,爲了能在中國複製“庶民的革命”,他忘記了蘇俄的本質是大國沙文主義,一廂情願地以為蘇俄會無償、無私地幫助中國革命,遂全身心地倒向蘇俄的懷抱,成為蘇聯在華利益的代言人。由此,李大釗從迷狂的愛國者一步步邁向無意識的賣國賊的不歸路。他絕對預料不到,此後的中國雖然變成“赤旗的世界”,卻又淪為比他厭惡的軍閥混戰的時代更不堪的“人相食”的時代。而他的學生毛澤東在與斯大林度過了一段蜜月期之後,又與斯大林的繼任者赫魯曉夫徹底翻臉,並將蘇俄視為最邪惡的“修正主義”和“新帝國主義”。







1924年7月,蘇聯政府派遣曾任蘇俄外交事務全權代表的加拉罕到中國,與北京政府談判九個月,雙方簽署《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北京協定》)。加拉罕獲准取代沙俄駐華公使,並接收俄國使館旁邊的前俄軍兵營和中東鐵路辦事處等沙皇俄國的領地——一年多以後,這裡成為李大釗等國共兩黨骨幹的藏身之所。







正當中俄雙方展開談判時候,李大釗發動學生公開向北洋政府請願,要求正式承認蘇聯政府,並且支持蘇軍駐兵外蒙古。據北洋政府外長顧維鈞回憶,他與李大釗有一段雞同鴨講的對話:







北京大學派了一個代表團來到外交部要求與我面談。我記得代表團的團長是李大釗。他是那個由大約八至十名北京大學的教授和學生組成的代表團的發言人。







……李大釗教授的回答使我極為震驚,他説:即使把把外蒙置於蘇俄的支配和統治之下,那裡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他講話時非常激動,以致使我覺得他已失去了辨別是非的理智。







因此我便對他説:他當然可以發表或堅持個人的見解,但是我,作為中華民國的外交總長,有責任設法維護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使之免遭任何外國勢力的侵犯。







由於考慮到李大釗教授的意見與我的見解完全相反,我便告訴他,鑒於我們的觀點截然不同,我沒有必要就此問題與他討論。於是我説了句“請原諒”,便起身告退了。







北洋政府長期被國共兩黨在海峽兩岸分別壟斷的歷史敘事妖魔化爲賣國政府。但是,以這段對話來看:李大釗與顧維鈞,誰是愛國者,誰是賣國賊?







顧維鈞是老派的職業外交家,風度翩翩,人品高潔,即便對與自己觀念截然相反的人士也保持了風度和禮貌。1927年,顧維鈞在危機時刻勉強出任北京政府的國務總理兼攝大總統職務,實際上北京政府爲自稱安國軍總司令之奉軍首腦張作霖所掌握。張作霖直接出動軍隊闖入蘇聯使館搜捕李大釗等人,繞開了以顧維鈞為首的政府部門。顧維鈞雖然厭惡為了左派意識型態不惜出賣國家利益的李大釗,卻不贊同張作霖的做法。多年以後,旅居美國的顧維鈞回憶説:






我的確是會反對這種行動的,在致蘇俄使館的照會中,我申明外交部事先不知道此事。在我任職期間,我盡力使中國政府給人以井井有條的印象,尊重法律和慣例,可是軍閥們的行為使我的願望難以實現。













顛覆中國的蘇俄使館




作為顛覆中國之基地的蘇俄使館“神聖不可侵犯”嗎?不過,對於躲藏在蘇俄使館中不分晝夜地推動顛覆本國政府的活動李大釗及其同僚,張作霖的做法或許是唯一可行的選擇。







1926年3月底,因“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而被北洋政府通緝的李大釗,不僅自己遂逃入東交民巷的俄國兵營,而且將國共兩黨在北京的領導機關遷入其中。(1989年,中國持不同政見者方勵之夫婦在六四大屠殺之後遁入美國駐北京使館;2012年,中國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遁入美國駐北京使館。中共官媒媒體均指責説,他們是勾結西方勢力的賣國賊,卻忘記了同樣的邏輯可以套在李大釗身上。)







當時,北伐軍已經劍指長江流域,而控制北京政府的張作霖仍奄有直、魯、奉、吉、黑、察、熱數省地盤,以及35裝備精良的奉軍,計劃南下與國民革命軍作戰。京津一帶國民黨和共產黨人活動頻繁,威脅安國軍的後方安全,張作霖遂決心搜捕黨人。







此時,北京的蘇俄使館已成為顛覆北京政府的基地,其明目張膽的做法讓西方各國使館為之側目。由英、美、日、法、荷、西、葡等國組成的外交團發現了蘇俄的一項陰謀:蘇俄大使館的軍事隨員企圖挖洞偷入英國大使館,盜取情報。“蘇俄大使館跟英國外交團本來是比鄰而居,中間只隔著一堵牆。據說俄國人已在這堵牆下面挖了個洞,準備從這個洞中爬到英國使館裡,攻擊英國的衛兵,且不惜因而引起一個突發事件。”







按照當時的規定,所有攜帶武器的中國人,乃至各類中國軍警人員,一概不得進入使館區的大門。中方政要來訪時,保鏢可以隨行,但必須解除武裝。另一方面,各締約國的大使及公使們也不可能自己組織武裝力量,對受到懷疑的蘇俄使館實行突襲。







於是,安國軍總部決意自負責任、發起搜捕行動。張作霖先派人與英、法大使商議,兩名大使一開始不能同意。安國軍代表説:“吾人前方正與敵人對壘,今總司令部所在地,卽有敵人之一大本營在,危險孰甚,無論如何,非辦不可。”英、法兩國大使回答説,此事涉及變更條約,容約辛醜條約國各使召開會議討論。會議結果,允以相當條件,許可中國軍警前來,至於具體方法,則委託使團領袖荷蘭公使歐登科主持。







4月5日晚,安國軍總部召集京師警察總監陳興亞,授以方略,定翌日早晨準備軍警300餘人,赴東交民巷備用,便衣人等則以帶紅線爲記,同時令其備一正式公文,聲稱使館界內遠東銀行、中東路辦事處、庚款委員會等處,有黨人陰謀暴動機關,事機迫切,立須搜查,請予許可等情。6日清晨,安國軍總部外交處長吳晉赴荷蘭使館指揮。10時以前,軍警及憲兵齊集,10時20分,由荷使就警廳公文簽字,隨卽著手搜查。







京師警察廳偵緝處長吳郁文率大批軍警抵達蘇俄使館門口,十名彪形大漢抱在一起,用身體作木樁,強行撞開大門。蘇聯使館工作人員甘布克上前阻止無效,拔出手槍對空鳴了一槍,軍警們抓住甘布克,一擁而入。這是一片面積寬廣的區域,包括使館辦公區、建有十處工作人員住房的大院子、軍事區域、遠東銀行和商務代表處所在的中東鐵路管理局地段等,全都被士兵圍得水洩不通。 







槍聲響起時,李大釗正在裡屋伏案辦公,大女兒李星華坐在外間的長木椅上看報,李妻趙紉蘭帶著小女兒炎華在院內散步。聽到尖厲的槍聲,李星華驚嚇得扔下報紙,撲進父親懷中。李大釗鎮定自若,安慰女兒說:“沒有什麼,不要怕。”他拉著女兒的手,走進兵營北樓二層東邊的一個僻靜房間,坐在一張椅子上。







片刻間,屋外傳來雜亂的腳步聲,一群警察和憲兵衝進來,吳郁文按照片認出了李大釗,宣布將其逮捕。搜查結果,拘獲共產黨人李大釗等中國人60餘人及俄人十餘人。







當日下午2時,中國軍警正在搜查時,蘇俄使館武官室,突然起火。“儘管蘇聯人試圖銷毀卷宗,當局依然查獲了大量文件。蘇聯人在一棟使館房屋外設置了障礙,將文件堆進壁爐裡,澆上煤油點燃。但中方軍警急中生智,用水桶接水後,從煙囪澆下,挫敗了蘇聯人的企圖。”







中國軍警在蘇聯使館查獲了總共3000多份文件。這些文件充分暴露了蘇聯特工機關在中國的祕密活動,同時還有蘇聯軍事顧問的名單等。此後,蔣介石的南京政府也對蘇聯駐上海和廣州領事館進行了搜查,查獲大量文件。不過由於這些文件記載了國民黨和蔣介石從蘇聯那裡獲得的利益,蔣介石不敢像張作霖那樣將其公之於眾。







莫斯科的領導人對此焦慮不安,於5月12日召開政治局特別會議,由伏羅希洛夫和加拉罕作中國問題報告。會議通過決議,派專人赴中國確保銷毀一切有損名譽的文件,杜絕其他文件被抄的可能。據蘇聯情報員阿加別科夫在回憶錄中證實:







1927年年中,在中國警察搜查熟練駐上海和廣州領事館後,我們收到了爲全權代表處、商務代表處、情報部和國家政治保衛局擬定的通電,通電命令檢查這些機構的檔案文件,銷毀那些可能損害蘇聯國外政權機構聲譽的文件。全權代表處和商務代表處立即著手清理檔案。挑出了一堆堆該燒的文件。這些文件在全權代表處的院子裡燒了整整一個星期。火焰沖天,以致市政府一味蘇聯全權代表處發生了火災,打算派消防隊去救火。







我們收到了更加嚴厲的命令。莫斯科命令銷毀所有檔案文件,今後只保存最近一個月內的來往信件,保留的方法和條件是:要使大使館一旦遭受襲擊時,能夠立即銷毀一切損害名譽的材料。從如此匆忙的舉動可以看到,莫斯科的驚慌失措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







蘇俄使館被搜查之後,北京政府的外交部根據所獲各種證物,向蘇聯代辦赤爾尼(加拉罕已奉召回國)提出抗議,“收容共產黨,謀紊亂治安,爲國際公法所不許,且違反此前締結之中俄協定”。







蘇聯代辦赤爾尼則於同日向中國外長顧維鈞提出抗議,“軍警侵入使館房屋,事出非常,違反國際公例,侵犯使館尊嚴”。荷蘭公使則以使館領袖的名義,表示“搜查使館界內房屋之不當”,作形式上的抗議。







蘇俄代理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於9日向北京政府駐莫斯科代辦鄭延禧提出嚴重抗議,認為此擧侵犯蘇聯使館人員之治外法權,並提出四項要求:一,立卽撤退監視之軍警;二,立卽釋放所拘俄使館館員;三,交還使館武官室抄去之文件;四,軍警刼去之錢物簿籍,卽交還原主。在未得滿意答覆前,擬撤回駐北京之代使及職員。







中國外交部對上述抗議,經於16日駁覆,電致中國駐蘇俄大使鄭延禧,讓其轉達蘇俄政府:“公使館之治外法權,不能容許組織助長所駐國內亂機關。此次未搜查使館,僅於其附屬房屋內,查出軍火、宣傳物品,並捕獲重要黨人,足證俄人有意擾亂中國治安,破壞中國秩序,所提四項要求,與事實不符,礙難照辦。並聲明俟所獲宣傳共產文件翻譯告竣,再提嚴重抗議。” 







根據1924年兩國簽署的《北京協定》,蘇俄政府承諾不在中國傳播共產思想,而被查獲的文件卻證明蘇俄違反了該協定。蘇俄政府理虧在先,惱羞成怒之下,以要求未有結果為由,召回駐京代表赤爾尼及館員20餘人,於19日乘車出京,取道奉天、哈爾濱回國。至是北京政府與蘇俄外交關係中絕。






此後,南京國民政府也於12月14日正式宣佈對蘇俄絕交。蘇俄亦聲明從未承認國民政府爲報復,並令上海蘇聯領事下旗歸國,中蘇關係乃告全面斷絕。









李供詞洩露了天機




從被捕到被處死,李大釗在獄中度過了最後的22天。中共在黨史中記載:“為了逼迫李大釗招供,敵人對他施用了多種酷刑,電椅、老虎凳、用竹簽插手指……最後竟殘忍地拔去了他雙手的指甲。李大釗堅貞不屈,沒有向敵人洩露黨的任何機密。”







實際上,李大釗並未受到酷刑折磨,他被關押在門口掛著“優待室”木牌的單間裡,《晨報》報導,李大釗“在廳甚受優待,唯看守特別嚴重”。他還能從容書寫洋洋萬言的《獄中自述》,並聲稱:“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全責。”







在審訊過程中,李大釗對很多實事供認不諱,“李大釗供詞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檔案館中,其中部分內容如下:






問:你的姓名、年歲及何處人?現住何處?是何職業?

答:我名叫李大釗,現年三十九歲,直隸樂亭縣人,現住俄兵營內三十號房內。我前充北大教員。因黨員資格,被舉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現在俄兵營內進行黨務工作。

問:你對現政府是反對的了?

答:當然是反對的。

問:你黨與蘇俄如何接洽妥協?

答:蘇聯為反帝國主義同盟幫,替我們訓練黨軍,軍中用俄教員。

問:你被捕時,由你屋內撿出之手槍是何處得來?

答:是俄國兵送給我自衛的,遇有必要時,俄館亦可借給我們武器自衛。

問:你黨經費若干?你的薪金若干及經費之來源?

答:我的月薪是一百五十元。我黨經費是舒啟昌管理。經費議決案月支二千元,向由遠東銀行、中國銀行自南方匯來,請查搜出帳簿便知。

問:這秘密稿簿上所教致馮煥章函稿報告軍政情形,內有“本黨接濟西北革命軍之六十萬已經陸續匯上,聞本月尚可籌出百萬並以附聞”等語。此款你如何過付?

答:上年九月、十月間,廣州議決接濟西北革命軍費後,黨軍入湘順利之時,李石曾等介紹馮玉祥代表劉驥、李鳴鐘二人與廣州方面接洽,當付接濟洋十萬元。最近該代表等兩次得接濟費洋二十萬元,前後三次共三十萬元。上年所議之六十萬、百萬之數實際上未能照數供給。又,馮玉祥由俄回國後,始由於右任等介紹正式入黨,因而黨政府議決予以財政上之援助。上年北京政委員會傳遞消息於馮同志玉祥,將本黨在北方最近之工作及北方軍閥相互之關係作成書面,一併報與馮同志。函稿尾署名李大釗,是我自己寫的。

問:南北軍政各情如何傳達?

答:南方軍政各情由各黨員報告,由南方送至北京黨部,分轉國民軍及各方面。北方軍政各情由北方黨員報告,分轉各方。

問:這件稿簿上載有致顧孟餘函,所述用牛乳寫密信法?

答:信的正面寫些不相干的話,背面用牛乳書寫,接到後用火烘烤,字跡即顯。

問:現有中央執行委員會帳一冊,你看是你自己登記的不是?

答:不是。但是我確知道其中收支情形。

問:該帳冊一月份、三月份均有收外友洋貳千元,又,三月份有收外友補助洋貳百五十元。“外友”二字名義太覺寬泛,究何所指?

答:此款想是李石曾在外間張羅來的。

問:你素來光明磊落,不必說這不負責任的話,況此款系最近收入,你那有不知道呢?

答:我細看帳冊上所登一月份收借外友洋貳千元,三月份收借外友洋貳千元,又,外友補助費洋二百五十元,此三項均系由俄使館借來的,經俄使館管理財務之俄國人米尼闊夫與我負責交付及接收。至補助費也是借貸性質,將來由會開帳寄到武漢黨部與俄人鮑羅廷清結。在去年,我會也常向俄使館挪用款項,但只是零用數,不過一二百元,系由俄使館前管財務之俄國人沙士闊與我交接。

問:俄代使借給你黨會辦公費是如何情形?共數若干?

答:因為黨會辦公費不足,向俄代使借二千多元。

問:共產黨北方區執行委員會秘密通告第一號、第十四號所載運動方略,有(雙)十節運動大綱、北方區農村工作計畫、聯俄反奉等通告,農村工作計畫,篇中有勾結哥老會,使其勢力集中之計畫,云云。此等計畫是何人違議?如何實行?


答:此等報告原由翠花衚衕黨部移至使館,內中所存之物甚為複雜,實記憶不清此項報告是何人違議。至勾結哥老會一節,我個人甚不贊同。







由此可見,李大釗的一系列秘密活動,從指令到金錢全部來自蘇俄。然而,李大釗比同樣得到蘇俄援助的蔣介石、馮玉祥、陳獨秀等人對主子更加順從,偏偏從未得到蘇俄的信任和重用。作為紙上談兵的書生,他跟手上掌握重兵的蔣、馮的份量自然無法相比;即便就學術和文章的水準,以及在知識界的地位而言,他比起陳獨秀來,份量也明顯不如。蘇俄當然是看人下菜,你有怎樣的份量,便賜予你怎樣的位置。







在中共的一大上,陳獨秀和李大釗都缺席,陳獨秀當選總書記,李大釗卻沒有任何職位。在中共二大上,陳獨秀等五人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而李大釗僅名列三位候補委員之一。即便是北方地區,他也不是最高負責人——“中共北京地方執委會”的委員長是範鴻劼,後來與李大釗同時被捕並處死。在中共三大上,李大釗雖然出席,卻仍未進入“中共中央局”,只有一個“駐北京中央委員”的虛位。







李大釗在中共黨內的地位與他的資歷不相稱,這是由蘇俄方面決定的。他以化名“李琴華”出席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也沒有被安排在大會上發言。他在蘇聯停留了大半年,沒有獲得斯大林以及其他蘇共領導人的接見。在此期間,李大釗多多少少觀察到斯大林在全國上下展開的大清洗,他已對蘇聯模式有所疑慮,“循著蘇俄發展之跡,怕要走上沙皇的老路”。可惜,他上了賊船,只能硬著頭皮走到底。






直到馮玉祥再度倒戈,致使直系吳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大敗,中國北方的政局出現變數,斯大林這才想起還有李大釗這枚被閑置的棋子。於是,蘇共趕緊派遣李大釗回國,做聯絡馮玉祥的工作。









名垂青史?死有餘辜?




這一次北京政府對蘇俄使館的突襲,除了抓捕李大釗等黨人外,軍警共獲取七卡車文件檔案,裡面有大量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對中國各派別的聯繫證據和指令。學者沈雲龍研究這些文件後指出:“經北京當局於4月12日起,陸續公布,擇其要者譯爲中文,次要者擧其目錄,都百萬言,其後輯爲《蘇俄陰謀文證彙編》一書行世(此書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有一部),於是世人始了然第三國際、俄共與俄國政府、鮑羅廷與其政治、軍事顧問團以及中國共產黨,均一脈相通,而實以享有治外法權之俄國使領館爲行使陰謀之策源地,其赤化計劃之周密狠毒、對華政局之分析精到、購買密探之遍佈全國、使用經費之龐大,雖時隔半世紀以上,情異勢遷,然從歷史觀點言,猶足資國人警惕。” 







其中,比較重要的資料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爲蘇俄政府寄駐華武官訓令。此件係莫斯科致駐華武官隨員訓令,內容關係國際甚大,業已被火,原文上端左角及下部均已焚毀,僅餘全文二分之一,其譯文爲:“茲特附送國際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全體大會通過之關於中國問題議決案,並將根據該項議決案所擬定之訓令寄發,仰卽遵照辦理可也。……必須於張作霖軍隊所佔領之地域內,造成排歐之混亂。……激動反抗歐洲暴行之風潮及英國計劃(以下被焚)。 ……必須設定一切方法,激動國民群眾,排斥外國人。爲達到此種目的起見,必須設法獲得各國對於國民群眾之適用武力戰鬪。爲引起各國之干涉,應貫徹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搶掠及多數慘殺,亦可實行。遇有與歐洲軍隊衝突事件發生時,更應利用此種機會,實行激動。……”







第二部分爲蘇俄在華密探之組織:其有關文件載於《蘇俄陰謀文證彙編》者凡七件,由是可知蘇俄當時在華設有軍事及政治兩種密探系統,而均直接受莫斯科指揮,在華亦通過使館互相協助。各地共產國際機構,在國民革命軍中蘇俄顧問人員,均須協助軍事密探工作。中共中央執委會、軍委會代表,且接受蘇俄訓令。其密探機關部之組織,則規定“各分機關部,彼此均不得知其機關部之所在地及工作人員。各分機關部除得消息後,各自報告北京總機關部,由北京轉達莫斯科。在中國之各分機關部,得藏設於使領館等機關內,以託庇護,有時亦得暗設於市上飯店商號之中。……又如廣東俄國技師、顧問能與該司令部有直接關係者,分機關部卽可藏彼處,以資保障。惟在此種保護之下,無論如何,須以能保全秘密,及隨時探寄消息爲要。”蘇俄遣派密探員滲透於軍政憲警各機關及兵工廠曁各使領館,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運作自如,消息迅捷,其謀略之深遠,決非他國所能及。 







第三部分爲蘇俄在華使用之經費:據北京員警廳公布搜獲文件中,有關1925年10月1日至1926年4月1日蘇俄在華軍政費半年度之預算,“計(甲)對於中國全國之普通經費共美金九三、八五三元,其中中國共產黨中央黨部軍事指導人員經費五○、○○○元;(乙)馮玉祥軍隊經費共美金一四八、八三○元;(丙)國民二、三軍(按卽胡景翼、孫嶽所部)經費共美金一四○、二四○元;(丁)廣東經費,因缺乏相當報告,未擬定預算。總計除廣東外,半年卽需耗美金三八三、九三三元,約合中國大洋一百萬元。以民國十四、五年間物價之低,蘇俄所用在華軍政及培植共黨經費如此之钜,其用心叵測,不難窺知。”







根據這些觸目驚心的檔,張作霖取得了殺李大釗的理由:一、在南北戰爭期間,李參與軍事諜報工作;二、李與蘇聯政府勾結參與中國內戰;三、李和馮玉祥國民軍的秘密關係;四、李作為國民黨和共產黨北方領導人進行顛覆政府的活動。但面對各方從寬發落的呼籲,尤其是章士釗、楊度等人說情,張作霖又有些猶豫。他思量十多天後,作出一個特別舉動:“此事不可獨斷,須與京外十一將領商量。”為了讓各位將領獨立發表意見,他不以聯銜通電方式,而是分別致電孫傳芳、張宗昌、張作相、吳俊升以及吳佩孚、閻錫山等徵求意見。除了閻錫山這個首鼠兩端者沒有覆電外,其他將領均主張“嚴辦”或“法辦”。張宗昌甚至怒氣衝衝地反問説:“前敵將士因討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獲赤黨首要人物而不置諸法,何以激勵人心?”將領的意見比文人重要,張作霖由此作出了決定。







其間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親武漢的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發表了一則消息:“蔣介石密電張作霖,主張將所捕黨人即行處決,以免後患。”北京《晨報》轉載時略去蔣介石的名字,改稱“南方某要人”。有學者認為,這則消息是偽造的,因為就在安國軍突襲蘇聯使館之後的第二天,蔣介石還致電蘇聯代辦表示慰問,張作霖查獲此電報之後為之震怒——南赤與北赤、國民黨與共產黨果然是一家人! 







不過,後一事實並不能否定前一事實。安國軍突襲蘇聯使館發生在4月5日,蔣介石4月6日發電支持蘇俄,那是在“四一二”清黨之前六天,以蔣介石的權謀術而論,他完全可能以此迷惑蘇俄和中共,讓他們以為自己是一名左派將軍,如斯大林所説的“可以放心擠幹的檸檬”。然後,蔣介石才在上海及南方發出雷霆一擊,比張作霖在北京的行動更血雨腥風。等到“四一二”之後一兩個星期,蔣介石再致電張作霖,建議對方像他在南方殺戮共產黨人那樣,處死李大釗等人,亦在情理之中。換言之,張作霖在北京突襲蘇俄使館、抓捕黨人與蔣介石在南方“清黨”,兩者之間有著某種“羚羊掛角、無跡可尋”的內在關聯性。







李大釗死後,中共將其奉為革命英烈之第一位。中共建政後,對參與“黨人案”的相關北洋人士,展開無情追殺。原京師警察廳偵緝處處長吳郁文,在北京鼓樓後的一座大雜院中被捕並被判處死刑,未及執行即瘐死獄中。原京師警察廳長陳興亞在鎮反運動中被捕,也是瘐死獄中。負責審判李大釗的京師高等審判庭推事王振南,在上海被捕並被槍決。






然而,中共的濫殺和復仇並不能掩藏李大釗犯有叛國罪的事實。李大釗並不是名垂青史的英烈,而是遺臭萬年的賣國賊。李大釗之被處死,跟抗戰勝利之後被國民政府判處死刑的陳公博、周佛海等汪偽政府高級官員一樣,並不值得同情。投靠蘇俄與投靠日本,性質當然是一樣的。在任何一個民主和法治國家,像李大釗這樣的賣國賊都亦難逃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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