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走向絞刑架的賣國賊


李大钊,愛國者还是卖国贼?


《新史记》第35期  余杰 專稿



一台絞刑架

位於北京天安門廣場一側的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現已併入國家博物館),收藏了共產黨創黨以來的各類紀念物。有誰知道它收藏的第一件文物、館藏文物編號爲001的是什麽物品呢?


是一台絞刑架。據坊間流傳,共產黨定都北京之後,接受舊警察局所轄的功德林監獄,公安部的官員無意中得知,獄中所存放的一台體量龐大的機器,竟是北洋政府時代的絞刑架。一位舊獄警報告説,在執行絞刑的人中,就有“貴黨李大釗先生”。


李大釗是何許人也?1949年3月,當毛澤東回到闊別多年的北平城時,曾十分感慨地對身邊的同志說:“三十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呢。”


公安部的官員得知絞刑架的不凡來歷之後,經過層層上報,這部殺人機器被搬進故宮午門下的一間平房裡,供新中國各單位組織人員來參觀。有位當年參觀過的老人回憶說,那架機器個頭很大,據說是德國進口的,機械很複雜,像一部小汽車似的,上面還有一塊塊暗紅的痕跡。後來,這台絞刑架成了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的天字第一號文物。 


1927年4月28日,安國軍總司令部、京畿衛戍司令部、京師高級審判廳、京師警察廳等方面聯合組成軍法會審,就在蘇聯使館被捕的若干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一案,在警察總監的會客室開庭。此前一天,北京警察廳發表公告稱謂:“黨案發生以來,關於審判機關與審理手續,各主管官署業行送次會商,現時當局爲謀裁判之公平起見,決定由享有法權之各機關,組織聯席會議之審判機關。審理之時,採取證據主義,其無相當證據者,概將從寬免究,並予被告人以充分之自由辯護。”法庭由安國軍第三號人物、軍事部長何豐林將軍親任審判長,足見張作霖對此案的重視。


經過70多分鐘的審理,法官當場依法向李大釗等案犯宣讀判決書。軍法會審所依據的是《陸軍刑事條列》第二條第七項,即戰爭期間,平民勾結外國人或俯從陰謀意圖紊亂國憲及煽惑內亂者,雖非現役軍人,亦可按此法審判。


隨即,五輛刑車將20名死刑犯押往西交民巷的京師看守所。李大釗要求實施絞刑而非槍決,為此,獄方啓用了新式大型絞刑機。安國軍政府爲死者準備了20副棺木並且給予首犯特殊禮遇:李大釗是上等棺木,價洋70元;其餘19人則是中等棺木,價洋40元。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李大釗一生追求階級平等,死後卻不能與黨內同志享有平等待遇。


1949年之後,中共當局組織人手撰寫《李大釗傳》,主要執筆人“根據推測編寫”了李大釗臨行前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場景。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則描述説,劊子手故意增加父親的痛苦,別人行刑耗時20分鐘,父親則用了40分鐘——其實,她當時並不在現場,第二天才得知父親的死訊,她的描述是道聽途說。

 

當時在現場的高等刑事廳推事何雋在《李大釗殉難目睹記》中寫道:“(李大釗)經行刑人擁登絞台左絞繩下鐵蓋上,其另一受刑人則擁登右絞繩下鐵蓋上,均面南而立。一位行刑人反接兩手,纏縛全身並折繩接環,(李大釗)神色自若不變。最後,李大釗高呼‘爲主義而犧牲者’再,毅然引頸就環。” 


《北洋畫報》發表了一篇署名“王郎”的通訊《處決李大釗等瑣聞》,也描述了當時行刑的詳情:“未幾,執刑吏來,首以李大釗送往絞刑台。李見此,知已不免,乃曰:‘請以紙筆來,俟書一遺囑。’執刑者曰:‘此時已晚,由不得汝矣!’李無言,神色尚未變。既上(絞刑架),執刑者令其頸稍伸長,李如言應之,厥態殊從容。二十分鐘始絕。”


次日《晨報》披露的行刑過程亦頗為詳細:“當日看守所馬路斷絕交通,警戒極嚴。軍法會審派定東北憲兵營長高繼武為監刑官,在所內排一公案,各黨人一一依判決名次點名,宣告執行,由執刑吏及兵警送往絞刑台。聞看守所中只有一架,故同時僅能執行二人,而每人約費時十八分始絕命,計自二時至五時,二十人始處刑完畢。首登絞刑者,為李大釗,聞李神色未變,從容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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