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羅廷:揮舞紅布的鬥牛士



孙中山倒向苏俄以获取军事上的支持实施北伐战争。黃埔軍校前,孫文(前左)與鮑羅廷(右)。



《新史记》第34期  余杰 專稿



【我的使命是掌控形勢,推動巨輪前進,隨着時間的游移,巨輪也推着我一道前進。我自己也成了這龐然機器裡的齒輪。
——鮑羅廷】



像條野狗一樣被草草埋葬

1951年5月29日,在蘇聯伊爾庫茨克附近一个最殘酷的集中營裡,一名骨瘦如柴、頭髮和鬍鬚蓬亂的囚犯,痛苦地咽下了最後一口氣。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在古拉格的一個最尋常不過的編號。他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只有一群跟他一樣等死的囚徒。


他熬過了殘酷的大清洗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卻沒能倖免於40年代末新一輪的大抓捕。他被認定是蘇維埃共和國的敵人,是“外國民族主義者”——儘管他的前半生奉命在多個國家尤其是在中國拓展蘇俄的勢力,即便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戰後那幾年,蘇俄的政治犯的數量更多了。新一輪的政治迫害、戰爭年代人口狀況的劇烈變化以及直接將政治犯排除在外的特赦,使勞改營裡政治犯的比例大大提高。在整個古拉格系統,超過百分之35的囚犯被判犯有“反革命罪”。在某些特別偏遠、冰天雪地的勞改營,這個比例甚至更高,遠遠超過百分之50。(注1)這名死者就是數百萬計的政治犯中的一員。


他像一條野狗一樣被草草埋葬,沒有葬禮,沒有墓地,沒有鮮花,沒有哀樂,更沒有十字架。此刻,他二十多年前在中國的學生毛澤東和周恩來,已成為新皇朝的皇帝和宰相,而他的死敵蔣介石則在台灣島上咀嚼失去中國的痛苦——毛澤東和周恩來算是幫他爲二十多年前的失敗報了一箭之仇嗎?他曾經朝夕相處的友人,如孫文、汪精衛、陳獨秀、張太雷、瞿秋白、鄧演達等人,早已經以或榮耀、或恥辱的不同方式,先他而去。


三年後,斯大林死了,他獲得平反。那薄薄一紙平反通知書,對他躺臥在西伯利亞凍土中的軀體沒有任何意義,卻讓其遺孀的處境有所改善——她可以領取丈夫的養老金過活了。


他的名字叫鮑羅廷。1953年9月3日,《紐約時報》常駐莫斯科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獲准了鮑羅廷去世的消息。這是蘇聯當局第一次向外界透露鮑羅廷的死訊,而他已經死去兩年多了。(注2)鮑羅廷這個名字,在蘇俄已被人淡忘,在中國卻家喻戶曉。他在20世紀20年代來到中國,點燃了革命的火燄,一度成為大半個中國的“紅色教父”,然後他自己也被這火燄灼傷。他是蘇俄肆無忌憚地干涉中國的內政、顛覆中華民國政權的代表人物。近代以來,俄國是禍害中國最大的鄰國,沙俄時代窮凶極惡地侵占中國北方的領土,蘇聯時代則以共產國際爲工具向中國輸出革命。

1884年,鮑羅廷出生在沙俄前威帖布斯克省的一個窮苦猶太人家庭,年幼時隨父遷居拉脫維亞的里加。16歲時,他參加了猶太社會民主主義同盟(很有意思的是,很多猶太知識分子選擇激進左派的政治信仰)。19歲時,他成為布爾什維克黨員,參與了1905年失敗的革命,並遭到沙俄政府通緝。1907年,鮑羅廷遠走美國,住在芝加哥的貧民區,參加美國社會黨,並嘗試激進的新聞寫作。1917年,他回到俄國,看到了革命的勝利。1918年,他又奉列寧之命,遊走於美國、英國、荷蘭、墨西哥,到各國煽風點火。(注3)


鮑羅廷的最後一站是中國,他的人生大戲的最壯闊的舞台也是中國。1923年秋,他從西伯利亞進入滿洲,再到北京。9月29日,他從上海南下廣州。他乘坐的是一艘小輪船,為了掩人耳目,船上還順帶運送了兩百隻綿羊,他躺臥在綿羊之中,忍受着臭氣。途中還遇到了颱風,如果不是船長在台灣沿海找到避風之處,說不定鮑羅廷也逃不掉這群死得一隻不剩的綿羊的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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