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延光:搞攝影,照相機是最不重要的


中國攝影記者沒什麼可得意的:我們都有意無意地都參加了造神。這個時代按快門成了最簡單的事,而什麼時候按成了最複雜的事。我對攝影還有熱情,是因為我覺得很多該拍的東西還沒有拍到。有了數碼相機,拍出好照片更難了……

《明鏡月刊》記者 季高 整理


中國著名攝影家賀延光講起話來不緊不慢,卻時時冒出思想火花,留下很多乍聽出人意外、細想切中肯綮的語錄。例如,他說:“如果你是一名攝影記者,照相機是最不重要的。”“這個時代按快門成了最簡單的事,而什麼時候按成了最複雜的事。”“我對攝影還有熱情,是因為我覺得很多該拍的東西還沒有拍到。”“有了數碼相機,拍出好照片更難了。”“中國攝影記者沒什麼可得意的:我們都有意無意地都參加了造神。”……

這位從事新聞攝影40個春秋的旗幟性人物,即便已經退休,也一直不忘“不為歷史留下空白”的初衷。歲月將他淬煉得成熟、沉穩,但是與他接觸,人們卻能感受到他心中一直葆有一股內斂的激情——或許與他三十多年來是在一個青年報刊任職所受的陶冶有關?也能感受到他熾熱的人文關懷。

2016年8月2日晚上,賀延光應邀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華人社團“時光文藝攝影沙龍”座談。《明鏡月刊》記者季高列席,並根據錄音整理其講話內容,未經本人審閱。

四五運動突然想到拍照片

今天我談談我多年從事新聞攝影的感受。歡迎大家隨時提出問題、隨時打斷,咱們就是交流嘛。

攝影現在在國內很熱——全世界都沒有中國這麼熱。因為大家有錢了,可以買得起照相機了。

我小時候家裡有一台舊照相機,不過,很長一段時間我就是把它當一個玩具。文革開始的時候我15歲,走南闖北,大串聯,北到哈爾濱,南到井岡山、韶山,到處跑。在青島海邊,曾經看到海洋學院搭起台子開批鬥大會,批鬥當時的市委書記張敬燾。但是我就是看熱鬧,雖然帶了照相機,就沒想到照張相。照相機幹什麼用?就是“到此一遊”用——到井岡山一遊,來一張;到韶山一遊,來一張。我在黑龍江插隊五年,照相機也沒發揮作用,現在我非常後悔啊!回京之後,又回到黑龍江,把照相機也帶去了,同事朋友,拿了一支衝鋒槍,跑到雪地裡,做出各種各樣的姿勢,就那樣拍了幾張照片。


賀延光與美國華人社團“時光文藝攝影沙龍”的愛好者交流。(蕭燕攝)

什麼時候照相機發揮了點作用呢?我回北京以後趕上了1976年。清明節,人們悼念周恩來,那個時候我們天天到天安門廣場,投身人山人海。看到此情此景,忽然想到:我該拍兩張照片吧,太激動人心了!這時候我才想到了我的照相機,還借了一台照相機。有的照片是偷偷拍,為什麼呢?便衣很多,拍了就跑,拍的時候朋友互相掩護……不知是拍了三個還是五個膠捲。

但是幾天以後就變成“反革命事件”了!然後就是層層清查。我因為拍照片,組織我們工廠的人去天安門,都是公開的——我那時候還是被作為“接班人”培養的,老中青三結合,我是“青”,是工廠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一個年輕幹部,又開會,又發言,又唱反調,又帶著人到天安門廣場去,寫詩、拍照……結果就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了!北京市的前四把手都批示,就抓了。抓之前,我把膠捲東藏西藏,本來就不多,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留的那部分抄家已經全都抄走了。當然不到年底“四人幫”就粉碎了嘛,抓你是對的,放你也是對的,不許亂說亂動——你亂說亂動,就還得抓回來。當著我的面,把審訊材料、家裡抄到的那些,點火燒了。我不敢說話呀!

就這麼稀裡糊塗地,我的鏡頭就對準社會了。1976年,我拍天安門事件是情不自禁,有感而發。那個時候,我的攝影技術,可以說除了能拍個人影,什麼都不行。天安門事件平反之前,我成了一個新聞人物,做了七十多場報告——因為給我們這個案子平反的時候,天安門事件還沒有平反呢,可能上面那些實踐派也有意通過這些事例,撬動天安門事件的平反,所以到處都請我們。那個時候,中國青年報攝影部老主任洪克到我的工廠採訪我,採訪完了之後我就給他看了我在工廠拍的一些照片,都是工人加機器,不生動,我請老師指點指點。洪克就問我,你想當個攝影記者嗎?我說,什麼意思?他說我們《中國青年報》十月份就要復刊。我說我太想當啦!天安門事件平反前後,照片對整個社會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比如說,當時專業記者不能到天安門廣場去拍照片,業餘愛好者冒死拍了一些照片。《中國青年報》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照片,就是王文瀾拍的——都是當時的業餘作者,後來都走上專業崗位了。


賀延光在交流當天,在賓州阿米什人地區觀光時拍照,大家說:攝影家拍的就是不一樣

光環褪掉當記者

那個時候,當《人民的悼念》攝影展覽在北京開幕,人們奔走相告。我就在現場,非常感動,沒有想到,這些反映“四五運動”的照片在社會上引起那麼大的反響和轟動,人頭攢動啊!因為幾百萬人都參與了天安門事件,後來很多人都挨整、受牽連,這個事件平反了,有這麼一個展覽,大家可想而知。《人民的悼念》這個展覽對我走上專業崗位,可以說起了非常大的影響。我對洪克說我當然願意當攝影記者,非常願意!洪克想了想,又跟我說了一句話,我至今念念不忘:他說你要想好,你要是當了攝影記者,你就當不了官了。他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當時我是一個新聞人物,已經被內定成了共青團十大的代表嘛,那是1978年10月。

但是攝影記者這件事報上去後沒有消息。後來我才知道,中國青年報社黨組討論的時候,說賀延光這個人不錯,但是,咱們這個廟太小啦,一個前途似錦的團中央委員,能來當個攝影記者?就把我給撂下了。

這樣我被調到北京團市委機關,幹了一年多。我實在覺得沒有意思。《北京青年報》要復刊,它歸北京團市委管,我要求去當攝影記者。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會照相,大家一塊兒出去玩的合影啊等等都是我拍的。說賀延光是會照相,我那個新聞人物的光環已經褪了一年多了,這時候要求去當攝影記者,就很容易實現了我的願望。

但我其實不懂攝影。拍個紀念照可以,但當了正式的攝影記者,不能蒙事啊。我就到一些報社求教老攝影記者,還每個星期有一天跑到人民大學聽“蹭課”。老師在台階教室講新聞攝影,我騎個車就去了,往那兒一坐,誰也不認識我,都以為我是另外哪個班的。就是那個時候我認識的蕭燕——他那時已經是校報的了,而我是一個蒙事的。(眾笑)

兩年以後有個機會,中國青年報社有個老同志退休,那個時候《中國青年報》是如日中天,發行量300萬份,思想解放的膽子也大,我就要求去《中國青年報》,我的光環已經褪掉了嘛,很快就去了,一幹就幹到了退休。


賀延光(右)在普林斯頓大學校園看到一群從中國前來參觀美國大學的孩子,條件反射地舉起了相機。(高伐林攝)


走了彎路,好在很短

我剛開始當攝影記者,也是走過彎路的。攝影在中國幾十年中,就是要求要為政治服務,為政黨服務。我們回過頭來看,弄虛作假從延安時期的照片就開始了。但是那個時候我們不懂這些個東西。放暑假了,上級來說,“賀延光,拍張暑期生活的照片”,我就答應說“好”,在桌上畫個“草圖”,琢磨一下這個主題怎麼表現,然後拿著照相機,到胡同裡找幾個小朋友:你站這裡,他站那裡,“笑一笑,笑一笑”……當時照片就是這麼拍的!

好在,我這個彎路走得不長,很短一段,趕上了改革開放。攝影界也打開了窗戶,開始看到外國的照片,開始看到外國記者拍中國的照片,開始對照我們自己想問題了。(《照相機是最不重要的——與美國攝影者座談發言》連載1,《《明鏡月刊》第84期)


小檔案:賀延光


中國著名攝影家賀延光。(高伐林攝)

賀延光,出生於1951年1月30日,陝西渭南人。高級記者,著名攝影家,四月影會重要成員。1968年赴黑龍江兵團插隊,1981年為北京青年報記者,1983年為中國青年報攝影記者,1985年至2005年任中國青年報攝影部主任。後為中國青年報圖片總監,中國新聞攝影學會副會長。1986年度全國十佳新聞攝影記者,先後七次在中國最高新聞獎評中獲獎。


小檔案:時光文藝攝影沙龍

時光文藝攝影沙龍,是2009年由居住在美國大費城地區的旅美華人攝影愛好者倡議組建的一個非盈利文化團體,通過組織拍攝、展覽、講座和聚會等形式,進行交流切磋。會員已達150多人。

他們在華夏中文學校等多個中文學校舉辦了多次攝影講座;還配合附近社團的活動,提供攝影、攝像服務。為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弘揚中國文化,促進族裔和諧,他們與賓州切斯特郡藝術協會(Chester County Art Associate)合作,舉辦《中國龍年根源攝影展》等多種展覽;並作爲主辦單位之一,舉辦美國費城和中國天津“雙城攝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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