攔洪是口號,謀取巨大經濟利益才是水庫目的



長江水庫。


馮建維

水庫真在攔洪嗎?

水利教科書對水庫作用的介紹,主要是攔洪蓄水。事實上,由於利益驅使,水庫作為企業或是財政差額補貼單位,骨子裡追求的是“多蓄水形成高水頭、大水面後的多發電、多灌溉、多養魚”之類經濟利益。因此,“攔洪”、尤其是高水位時的攔洪,必將威脅水壩安全;而提前騰出部分庫容迎汛,肯定會使水庫利益受損。

由於任何國家的中長期氣象預報的準確率都很低,這使每個水庫都無法準確確定本年度上游的來水量,因此究竟汛前騰出多少防洪庫容為合理,是個世界級難題。

在這種兩難選擇時,水庫作為理性經濟人,一定願意平時多蓄水,洪水來時加大泄流。這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業來說似乎無可指責,卻對公眾生命財產安全構成重大威脅。此時,只能由代表政府的防汛部門出場,給所有水庫制定防汛預案,要求水庫調度時提前留夠防洪庫容。

既然對水庫來說,防洪庫容越小越有利於多蓄水後的經濟利益,在編制防汛預案過程中,一定存在水庫與防汛主管部門間的博弈。博弈中檢驗防汛主管部門是否屈服於財大氣粗的水庫遊說、少留了防洪庫容的標誌,是“每遇洪水水庫即加大泄流——即出庫流量大於入庫流量”。否則,不建水庫、任由洪水在河道自然流,就不會有汛期水庫為自保而加大泄流後洪災加劇造成的水庫洪災,這還不包括水庫決口這種更慘烈的水庫洪災。

總之,水庫攔洪是口號,謀取多蓄水後的巨大經濟利益,才是水庫的目的。一旦防汛主管部門不能幫助水庫從縮小防洪庫容中獲益,那水庫一定不會再常年給包括水利部防汛辦在內的各級防汛部門送魚、送肉、送土特產,乃至“每逢假期即安排防汛職工去水庫旅遊”。

終止水庫經常遭到水庫洪災災民投訴的辦法,是水利部防汛辦公布“每遇洪水即加大泄流”的水庫名單,和懲治被收買的防汛預案批准者。唯有如此,才能根除“水利變水害”這一很難理解的悖論現象。讓媒體和常年受害的水庫下游公眾瞭解每個水庫防洪庫容的確定過程,杜絕可能的利益交換,確保水庫有足夠防洪庫容,才能避免水庫洪災。某些專家經常將水庫洪災的責任推給厄爾尼諾氣象異常和中長期氣象預報準確率低,甚至莫名其妙地歸咎於“多少年一遇的洪水”,純屬欺騙。

筆者認為,面對大陸人均水資源占有量低的國情和上游植被破壞、森林蓄水能力降低所導致的江河來水不均,下游為保證生活、生產有穩定水源,只能建水庫。為避免“來水力爭多蓄,發生大汛時被迫加大泄洪以自保,乾旱期又普遍為了高水頭時的多發電而不顧及下游旱情”等種種弊端惡行,需對水庫調度逐一重新進行顛覆性的系統評估。評估時只要專家不被利益集團收買,就能平衡好供水和防汛的矛盾,將那些供水量很少而來汛即被迫加大泄洪的水庫拆除,從而逐步減少水庫洪災。

回到本文主題:盡可能簡述公眾不很瞭解的“水庫攔洪”背後的水庫洪災真實過程,是想說明“修改防洪規劃與確定水庫防洪庫容”,都是水利部能給基層政府及其企業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重要審批項目。這些發生在水務改革期間的修改,是否是裹挾基層政府搞水務改革的籌碼?是否導致了城市型洪水和水庫洪災的愈演愈烈?筆者認為:水利部不應再迴避做出正面應答。水利部有責任立即對近十幾年修改後的大中城市防洪規劃和水庫防洪庫容重新評估並公布,對重要的河灘地段,應拿出朱鎔基式的鐵面、果斷和雷厲風行,立刻還原河道、重建堤防,恢復原蓄滯洪區,緩解愈演愈烈的蠶食河道現象。事實上,2016年史無前例的城市“看海”,已經在迫使各地政府在“平時蠶食河道以增加收入”和“看海時損失慘重甚至包括生命”之間,做出選擇!

必須承認,造成河道越來越窄、內澇加劇,基層政府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儘管用蠶食河道增加收入對缺錢又亟待發展經濟的地方政府,似乎是無奈的選擇。而那些經常擾亂視聽的防汛評審專家們,不過靠公開出賣良心換點評審費而已。最瀆職的,還是各級防汛規劃及水庫防汛預案的批准者,他們本應是維護公共利益的守夜人。一旦這些既懂技術又沒“利益糾葛”的批准人被收買,必將導致城市型洪水的愈演愈烈。

多年來基層幹部考核中的唯GDP和事權過重,導致很多媒體把基層政府戲稱為追逐經濟指標的“公司”。而公司在逐利時的不顧公眾利益,似乎是可理解的財奴之舉。與此相反,各級防汛部門從來不肩負經濟指標。防汛部門必須承擔公共利益守護者的責任。然而,面對愈演愈烈的城市型洪災和水庫洪災,有誰相信各級防汛部門充當了維護公眾利益的守夜人?從各種渠道獲得的信息看,某些審批者每批准一個“修改”,會獲得基層政府數量不菲的評審費,地方政府還會安排其子女低分上名校及上學期間的所有費用,吃遍玩遍當地的高檔飯店及旅遊景點,還有各種貌似合法的幾十上百萬金額的洗錢。比如,筆者2015年12月13-16日、2016年1月14-16日曾分別致信水利部紀檢部門,反映水利部原防汛辦主任張志彤的腐敗問題,但並未得到正式答覆。

事實上,那些明知縮窄河道會加劇城市型洪災的具體批准者有私利,是不言自明的。但賦予具體批准者權力的水利部,為什麼會如此濫權?它從中獲得的利益,與具體工作人員獲得的“蠅頭小利”,肯定不在一個數量級。

在推動水務體制改革中,水利部所以能迫使基層政府強行把建設和環保等行業的職能劃歸水利,水利部一定有比這些行業更多的交換籌碼。如果說哪個行業都管著數額不等的資金項目,因而各自的交換籌碼難分伯仲的話,使地方政府最終“為了水利而不惜得罪其他行業”的最有力籌碼,就是修改防洪規劃和水庫防汛預案,也即這些修改後的巨大利益。

(《改革的汙名化:中國水務“改革”亂象及成因》連載4,《內幕》第5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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