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實際上只有三年


王海光

【《大事件》編者按:本文為作者向2016年6月在美國加州舉行的文革50周年國際研討會提交的論文。後收入《文革五十年:毛澤東的遺産和當代中國》(明鏡出版社)。本刊經授權轉載於下。原文注釋,因故刪略。】


只能在海外出氣冒泡

從官方黨史來說,最重要的著作是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的出版。該書中的文革部分是胡喬木親自修改過的。其主要的出新之處是提出了“兩個趨向”說,認為在中共黨內有正確與錯誤兩種趨向,最後是錯誤的趨向壓倒了正確的趨向,導致文革的發生。這個觀點對文革發生的原因解讀,要比《歷史決議》更有解釋力。這部書可以看做是官史的頂峰之作,代表了官方修史的最高水準。以後,龔育之承繼《七十年》思路,領銜修撰黨史二卷,但沒有通過。胡喬木、胡繩、龔育之以後,主持修史工作的官員,再沒有既熟悉高層政治,又懂理論有學養的紅色歷史學家了。由於官方修史的知識能力退化,宣教史學的刻板化趨勢日益嚴重,對以後青年人的文革歷史知識影響很大。

席宣、金春明撰寫的《“文化大革命”簡史》是第一部經報批有關部門而獲准出版的文革史書籍。這部書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寫,比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起筆還早,但直到1996年才正式出版。這部書偏重史論,歸納文革發生的原因為“三個惡性循環”。即:“左傾理論與左傾實踐的惡性循環,個人專斷與個人崇拜的惡性循環,國際反修與國內防修的惡性循環,最後走向極端,爆發了文化大革命。”此前,金春明的另一部文革史著作在四川出版。因只有地方主管部門審批,而沒有經過中央主管部門,也被禁止了。其實,該書的內容已經反復磨了多遍,完全沒有什麼敏感詞了。


從研究狀況來說,1990年代國內的文革史研究,在意識形態管理部門的嚴密管制下,資料控制越來越緊,研究隊伍越來越小,成果發表越來越嚴,研究平台嚴重萎縮。一方面,體制內的研究進展緩慢,研究隊伍大大縮小,文革史的修史任務限於黨史研究室等部門承擔。另一方面,文革研究出現了民間化、個體化、海外化、地下化的趨勢。熱心文革學的研究者,主要是自己的學術興趣,並不限於黨史和歷史的學術圈子,其他學科的學者也都紛紛進入。一些學者是從哲學、國際共運史、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等學科領域轉到了文革領域。民間文革研究的小圈子開始形成。



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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